第一章
作者：admin 更新：2023-04-24 14:39 字数：87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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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保安沿着江岸走，仰起脖子，望见蚊虫在飞。
那些模糊又快速移动的黑点是摇蚊，曾有人教他不要怕。那人说摇蚊只是对二氧化碳敏感，所以喜欢在人的头顶绕着飞，尤其是人在流汗发热的时候，排出的二氧化碳多，它们来得就多。但摇蚊不咬人，只是在进行一种名为“婚飞”的群交。
群交的摇蚊忽然闪出一阵星星点点的反光，像是烧柴的时候还未燃尽的火灰，他才看清楚这支队伍是多么庞大而密集。恐惧感渗进他头皮，令他不禁一抖身子，腿脚加快步伐。刚才那束亮光是从远处舞台射过来的，瞬间照明了江面上翻滚的黑暗细浪，还未看定它又移动了，划向舞台下那群观众，把一张张焦急等待的面孔照得亮眼。
下一支乐队已经登台，鼓手拿鼓槌随便敲了几下试音，躁动的人群就开始兴奋地喊叫。
橘子洲直到落日之前还忍受着太阳的烘烤，夜晚有了江风本该凉快些，但现场实在太拥挤，人们只好呼吸着彼此身体散出的热气。有个脸上涂了几抹油彩的牛仔短裤女孩，骑在男朋友沁着汗水的脖子上，把方才还在挥舞的双手收回嘴边，聚成喇叭状，大喊了一句：“欧珈源我爱你！”
“我也爱你们，长沙的朋友，”台上的乐队主唱手持拨片，在吉他上轻轻扫弦，凑近麦克风，清嗓之后，用很巧妙的方式报出了即将要演唱的歌名，“请问哪里才能买到晶体管收音机[1]？”
欢呼、灯光、前奏、烟雾特效，气氛上来了，台上的乐队领着台下的人群躁动起来。舞台两侧巨大的电子屏幕上，循环播放着摇臂摄影机拍摄的实时观众影像和色彩缤纷的炫目动画，以及“2014星城音乐节Star City Music Festival”的波普风格艺术字logo，与草地中央聚光灯照耀下的音乐节实体招牌遥相呼应。
在那实体招牌雕塑附近，游荡着一位胸前垂着工作证、身穿宝蓝色志愿者T恤、用火钳去夹空饮料杯的中年女人，她明显比旁边身穿“岳麓环卫”橙色反光马甲的老头干得更为卖力。
“人气旺呢……”女志愿者忍不住发笑，同清洁工老头大声攀谈，“人气好旺！如今年轻人的消费能力不容小觑！”
“不容什么？”清洁工人把脖子伸向她，年纪大了，有些耳背。
“就是不容小看的意思！”中年女人提高音量，咯咯笑得苹果肌油光发亮，“今天好热闹吧？这个演唱会，是我投的资！”
老头打量了她的衣着，撇着嘴哼笑了一声，显然不怎么信她，弯腰去捡下一处垃圾。
“不骗你呢，爹爹[2]！我投了三万，我们一起投的！”女人用火钳指向不远处几个和她穿着同样T恤的志愿者，说这叫众筹，一种投资新模式，投得越多，回报越多，发起人给他们下了保证的，等到明年，起码可以翻到十倍！她又问老头有没有钱，趁现在还有少量机会，可以带他一起投。
环卫工人用力摆了摆手，和她保持距离，装模作样地提高了音量，说这里太吵了，她说的什么听不清楚。
刘勇并没有听太清楚电话那头讲的什么，刚才音乐确实太吵了，隔那么远，鼓和贝斯的低音轰得人心脏发颤。
同事抹着额头的汗问他，那边怎么说。
“在路上了。让我们低调点，先控制好现场所有的知情人员。”他顺口问同事，这一点能否办到。
同事回答应该没问题，这要多亏了当时那个武警兄弟，考虑周到又灵泛。
要不是之前那个巡逻的武警正好出现在茶社门口，又在接到报案后，一边做好现场的稳定工作一边上报警情，事态肯定要严重许多——音乐节有人惨死的事，恐怕早在那群热闹的观众里传开了。
“走漏风声造成恐慌就完了，这么多人，最怕发生踩踏事件啊。”
刘勇站在警戒线外，不停举起矿泉水瓶喝水，脸上透着烦躁和紧张。才过了半分钟，他又拿起手机看时间，向身边的同事埋怨，现在这些年轻人都听的是些什么玩意儿。
同事站累了缓缓蹲下来，附和着说，看他们那么开心，放肆叫、放肆跳的样子，就感觉和茶社里那具一动不动的尸体形成鲜明对比，有点瘆得慌。
刘勇感叹：“那人是造了什么孽，死这么惨。”
岳麓分局治安管理大队一个多月前接到这次音乐节的安保任务，刘勇没少带着同事们加班赶夜。尽管橘子洲上常年各种文化活动报批频繁，局里早已积累了丰富经验，但这种上万人的大型活动，谁也不敢保证能杜绝极端事件的发生，仍然需要细致的安保预案来未雨绸缪。
敦促活动主办方组织了四百多个安保人员维持秩序，调用了一百多名警力巡逻盯梢预防突发事件，安插了三十几个便衣在人群中见机行事，进场安检层层过关、处处设防，演出区域全封闭管理，别说危险品，就连用玻璃瓶子打架斗殴的危害性都考虑在内，只准许售卖一次性纸杯装的酒水饮料。
结果呢？却发生了如此骇人的凶杀案件。
“来了。”
刘勇走了下神，同事指给他看，一辆湘A牌照的红色轿车，领着一辆黑色商务车正朝着这边驶来，车灯刺眼。
“哐哐”几声开关车门后，背着铝合金箱子、穿着便衣的痕检技术人员和法医下了车，二话不说，快步走进茶社。
林立莲身后跟着几个刑侦大队的同事，来和刘勇打招呼。他告诉刘勇，杨局也在过来的路上了，火气有点大，让他做好心理准备。又说今天这种情况，之前可从没遇到过，凶犯这么嚣张，在这种场合犯事，很有可能再次作案。
林立莲看了看舞台那边热闹的人群，悄悄拉刘勇到身边，告诉他这种情况，得赶紧交代手下的人都紧张起来，随时准备应对紧急突发事态，市局那边也在组织更多人马赶过来。
刘勇叹了口气：“林队，麻烦刑侦的兄弟们了，帮忙早点解决。”
林立莲拍拍刘勇的肩膀称应该的，邀他进去详谈。
“对了，我手下有个小年轻，玩乐队的，今天正巧在这里搞演出，我打电话让他先过来的，来了吗？”
“罗门是吧？我知道他。来了来了，已经在里面做事了。”
林立莲一边带人往茶社院子里走，一边听刘勇讲大致的情况。
死者是个年近五十的中年男人，名叫黎万钟，死在茶社二楼的包厢里面。
几名刑警抬起头，这间开在橘子洲尾沙滩公园的“橘洲故事”茶社，正如刘勇形容的那样，面积不大，结构也不复杂，因为是大落地窗的设计，视野通透。五六处散客桌椅都摆在室外木栅栏围起来的院子里面，建筑内一层有四个卡座，二层有两间包厢，室内有什么都看得比较清楚。不过案发的那间包厢，已经拉上了枣红色的窗帘。
“本来这两天大型演出，茶社不对外营业，但是黎万钟的这家‘欢聚网络’公司说要包场用作员工休息室。
“包场不算向观众营业，不违反我们安保预案的规定，场地方那边报批，我们也就同意了。
“结果今天，这家公司的老板就出事了。”
刘勇几句话语速很快，意思也明了。
林立莲问这家欢聚网络公司是做什么的。
“主办方那边说，是一家众筹网站。”
刘勇告诉林立莲，这家公司是本次音乐节比较小的一个合作方，提供了点资金，来换取少量的现场广告位置。另外，还免费提供了两百个左右的志愿者，在现场帮忙做些捡垃圾、发放小礼品和引导观众一类的志愿者工作，可以顺便宣传他们公司的众筹产品。
“众筹啊？最近打这个名号的诈骗和传销挺多。”林立莲在茶社门口停下脚步，吩咐身边的刑警小胖，打电话问下经侦大队那边的同事，有没有关于这家公司的案底和投诉。
刘勇等林立莲吩咐完，又带他去见坐在卡座沙发上的几个人。
其中一个黑色职业装、绾着发髻的年轻女孩拳头握紧放在短裙上，腮帮用力咬出了僵硬的轮廓，眼神呆板，脸色发白，看样子被吓得不轻。
刘勇告诉林立莲，她是最先发现案情的人，是在这家茶社打工的服务员。
当时，她正想起来给死者添开水，才带了热水瓶上楼去，敲门没人应，开门却看到尸体和一大摊血，吓得要死。
“林队，经侦那边的人查过了。这家欢聚网络公司目前没有案底；投诉和纠纷，我们岳麓区下面没有。另外这家公司注册在星沙，已经在往市局支队那边问了，有结果了会马上通知我们。”微胖的刑警插了一句。
“他们真查了？怎么这么快？”林立莲扭头狐疑地看向小胖。
“他们说罗门十来分钟前已经打电话问过这事了，市局那边的要求也是他提的。”
林立莲“哦”了一声，请刘勇继续说。
“接下来，另外几个在一楼的公司员工听到她叫，就上去看，都被吓着了，商量着报警。这位穿蓝衣服的志愿者是他们欢聚公司的人，打了110接警中心。这位穿白衣服手上戴串的，是茶社老板，跑出来想找我们执勤的民警，出门正好就遇到一位巡逻的武警兄弟，他帮忙掌控了现场，然后通知了我们。”
“当时现场的人就这么几个是吧？”林立莲仰头扫视了一下卡座那边，用嘴唇默默从一数到七。
刘勇旁边穿制服的武警回答就这七个，称他们都没有进包厢，也很配合工作，就是场面有点血腥，都有点受了惊。
“好，情况大致了解了。我先上楼看看现场。现在情况复杂，演出还没有结束，凶手再次作案的可能性也不小，你手头安保的指挥工作应该还挺多的，要忙就先去忙，这边先交给我们，我们随时保持联系，行吧？”
刘勇和治安管理大队的同事说好并转身离开，但脸上仍挂着担忧。
林立莲穿上鞋套，带人上楼，喊了罗门一声。
穿着狰狞紫色机械怪兽头印花T恤的年轻人举着一双橡胶手套回头，答应后走过来开始汇报情况。
“死者叫黎万钟，是一家网络公司的老板，更具体的社会关系在找人问了。”
“死的时候人脸朝下倒在茶几上，具体死因还得等法医做详细检查来下结论，不过基本能确定，就是脖子上的切伤致死。颈动脉大出血，流了一地，我观察了一下，尸体脖子上没有试探性的平行切痕，自杀这么利索的不太可能；但如果是他杀的话，一刀割喉，”罗门划动手指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手法也算非常专业了。”
“林队，我稍微补充下，”包厢内，叉开腿蹲在地上检查尸体的男法医说，“我认为他杀的可能性极大。除了创口很深，目前发现两侧颊黏膜腮腺附近有被牙咬伤的情况，另外颊面、鼻部皮肤有瘀痕，都不应该是死者自己造成的。他杀的话就比较好解释，死者被害时，凶手先是从身后架着他，用很大的力气捂住了他的嘴，然后迅速往脖子上抹了一刀，手法确实挺熟练的，极有可能是个狠角色、惯犯。”
罗门从地上的取证袋中，找出一把凝着血渍的匕首给林立莲看。
“但是有个疑点，专业惯犯作案的话，应该是做了充足准备的，现在他又把凶器留在了现场，这就很矛盾了。”
林立莲问有没有指纹。
罗门说凶器上有一些不怎么完整的指纹残留，在等技术做处理。
林立莲低头陷入思考，罗门继续说：“死亡时间还得等法医做确认。但就现场问到的情况，这个茶社的服务员最后一次来包厢见到死者，是下午6点五十几分，人还活着，等她7点半左右再过来发现尸体，中间相隔大约半小时。”
“那作案时间肯定就在这半个小时以内。这段时间进出这间茶社的人多吗？能不能排查出来？”林立莲环视四周，抬起手指，指着墙角对着楼下大门的摄像头问，“那个监控看过了吗？”
“监控问过，关了。”
“关了？”
“楼下的茶社老板说，关监控还是死者黎万钟自己包场时提出的要求。说是怕泄露他们公司的商业机密。”
“商业机密？”
罗门摇摇头，说问了楼下这家公司在场的志愿者，他们也一头雾水，没问出个所以然来。
“周边我们自己布的安防监控呢？”一位刑警同事提醒。
“刚问过橘子洲派出所了。派出所那边反馈说监控坏了不少，”罗门告诉他，“能用的几个都离得比较远，他们正在派人去看能不能找到点什么迹象。不过这种大型演出人员太多了，一时半会儿难度很大。”
“坏了？”林立莲皱起眉头，疑惑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坏了。
“橘子洲派出所给的说法是，昨晚很多监控都坏了，很有可能是传感器烧了。今天其实是音乐节第二天，昨天已经演过一天了。他们查了记录，说是从昨天傍晚6点多开始陆续烧的。”
派出所说已经打了报告上去，等上面过审批了安排承包商来修还要几天。罗门用自己玩乐队的舞台表演经验分析，推测是到了晚上，大牌乐队陆续登场，为了造舞台气氛，那些激光效果一多，晃到了监控摄像头的传感器，就给烧了。
“激光可以烧掉监控器？”刚才那位提安防监控的同事再次发表了自己的想法，“那岂不是任谁拿个激光笔就可以搞坏事了？”
“小型激光笔肯定不行，功率太低，但是舞台激光的功率高。我有朋友是摄影师，偶尔会来现场给我们拍些演出照片，有次相机的CMOS[3]就给舞台激光烧了。”罗门回答他。
林立莲点点头，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重点。
罗门称还有个疑点感觉很重要，就是这个包厢的窗帘。
根据楼下服务员的说法，她看到死者遇害前亲自把窗帘全部拉上了。服务员觉得这间包厢灯有点暗，问了他这样会不会采光不太好。他当时还和服务员开玩笑说当老板的采光不重要，隐私才重要。但是很奇怪——发现尸体的时候，他们看到窗帘全部都是拉开的，好像在故意给人看一样。
“现在窗帘是我们自己人拉上的吧？”
“是的，这么大落地窗，打开窗帘里面有谁在干什么，几乎能一览无余了。好在因为视角的关系，从楼下往上看，看不到地上的尸体。治安管理大队的人拉上的，怕外面音乐节的观众看见在做现场勘查，引起恐慌。”
“好，我明白了。”林立莲问今天音乐节还有多久结束散场。
“10点多最后一支乐队演完，基本上就要散了。”罗门看看手机时间，说现在8点，还有差不多两个小时。目前凶手是在安保区域内，还是已经离开现场，很难讲。
“好，时间很紧。”林立莲一击掌，提醒大家集中精神听。
“情况你们也看到了，很不乐观。如果凶手还在现场，随时会有再次行凶害人的可能。早知道他的身份，早抓住他，早放心。”他开始做动员，然后安排任务。
“法医和痕检就不说了，这个案子有多紧迫你们明白。现场的蛛丝马迹，指纹、鞋印、毛发、水杯上可能存在的唾液斑，所有能提供嫌疑人身份信息的技术手段，都要尽快出结果，我在这边陪你们。这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凶手的准确身份，只有搞清楚了，我们才能有的放矢。”
“除此之外……”林立莲举起四根手指，一根根往下弯，“我刚才在脑子里面转了一下，觉得有几个问题很关键，分配一下，你们去做。”
“第一，死者的人际关系，经侦那边的对接，还有现场公司志愿者的背景调查，哪些人最有动机，务必搞清楚，这个小胖负责。
“第二，凶手抵达和离开现场的路径，还有可能的去向。我说两点，一是死者身边出现过哪些人很重要；二是结合现场情况和刚才法医说的那种贴身割喉的姿势，凶手很可能穿着血衣，问问有没有目击者。不过要注意问的方法，千万不要泄露案情。张伟、杜然负责。
“第三，凶器是开刃匕首，这么明显的管制刀具，现场安检又是按照那么严的治安管理标准，凶器到底是怎么带进来的？罗门，你对音乐节的安保最熟，把现场掌握的情况交接给我之后，就去负责这条线。
“第四，这个沙滩公园，不是第一次作为音乐节场地，往年怎么没有发生过这么大规模的监控损坏案例？我认为很不正常。罗门刚刚说的那个什么舞台激光，昨晚监控大面积损坏的时候，是谁在控制，和案子到底有没有关系？弄清楚。这个浩南负责。”
他双手轻抚，问大家都听明白了没有，换来几句异口同声的“明白”。
“明白了就散，”林立莲声音并不大，也没有多少情绪在里面，却透出一种不容辩驳的紧迫，“我给一个小时时间，今晚9点之前，刚才的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要出结果。”
刑警们默默转身向楼下走，一个个面色如铁。
茶社外舞台的方向，传来声音玩具乐队隐约的歌声，“你站在最高云端之上，俯瞰卑微生命，注视着我们的一切，然后说随它去吧……”[4]
从气氛紧张的“橘洲故事”走出来，望向草地那边躁动的人群，张伟和杜然不约而同地叉腰叹气。
他们站在茶社门口因镇流器故障而变得暗淡、不时轻微闪动的白色荧光灯招牌下，眼睛却盯着舞台那边炫彩斑斓的灯光特效出神。音响震天，年轻人们又唱又闹的，火热而奔放，兴奋极了。此刻，这里的死亡他们不知情，也就与他们无关。
找茶社内的几位做过笔录之后，再仔细想想林队布置下来的任务，其实颇有难度——张伟揉了揉脸分析，要摸清凶手的身份，抵达和离开现场的路径，最好先盘点出案发前后，都有哪些人在茶社出没。
杜然不作声，张伟就继续讲。
这间茶社被黎万钟的公司租用为休息室，除了在场的两位服务员，早先只有“欢聚网络”的员工进进出出、饮水休息、存取传单和广告礼品物料。如果一直这样，那么也许只要在公司员工之中做排查就能找到人了。但是从昨天的演出后半场开始，因为音乐节人气火爆，主办方安排的几台流动厕所车外人龙越来越长，偶尔会有些尿急的人走进茶社找厕所。
这些外面进来上厕所的人，就让茶社的人员流动变得复杂起来。
根据茶社服务员和欢聚网络员工的说法，昨天下午，员工们起初是不允许这些找厕所的外人进茶社的。后来正好被从包厢下楼出来的老板黎万钟撞见了，黎万钟当即批评他们思想觉悟不高，太过自私。
“来做志愿者服务，怎么能没有一点志愿者精神？”
黎万钟让员工们不要阻止外面的人进来使用厕所。自那时起，进出茶社的人员才开始变得复杂。
茶社厕所的位置在一楼卡座与二楼包厢之间，楼梯的转角。不分男女厕，但是有两个独立的厕位。
来当志愿者的员工说那些进来上厕所的人“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平均四五分钟一个人肯定是有的。也有上大号的时候，门口排三四个人的队，有人实在等不及了，又出去找别的厕所了”。
茶社内的员工，主要是处理志愿者物料的分发和记账的工作，也不算清闲。那些上厕所的人来来往往，多了之后，也就没有再去特地留意上楼下楼的都有谁。
于是，很有“志愿者精神”的黎总怎么死在了二楼包厢里边，也就无人知晓了。
笔录没有得出什么太有价值的重要线索，两人的情绪也都有点低落。
张伟想缓和一下气氛，碰碰杜然的胳膊，让他猜猜舞台那边有多少观众。杜然想都没想，就回答不知道。
“治安管理大队那边说卖了近万张票，我估计现在六七千人怎么都有，只会多不会少。”张伟告诉杜然自己的猜测，又继续问他，“那你觉得这里离观众多的那边有多远？”
“四五百米？看不出。”
“你这是什么天眼！”张伟笑了杜然一句，然后教他应该怎么判断出正确的距离，“先看面前的路牌咯，指着大门的方向写了‘前方200米’，目测和到草坪那边差不多，甚至还要远一点，所以我估计草坪离这边也就180米左右。”
“哦哟！”杜然阴阳怪气地称赞那还是伟哥厉害。
张伟让他把这话留到完成林队布置的任务后再说。
杜然轻哼一声：“完得成就有鬼了。”
张伟让他别闹情绪了，商量着要不还是从血衣下手。
“时间太紧了，我觉得不现实。”杜然确实有些发脾气的意思，“里面那些人刚才已经问过一圈了，都没看到血衣呢！”
张伟对他有些无语，杜然反倒是来了说话的兴致。
“你不是说现场有六七千人，哪里问得过来咯？还要一边问，一边注意低调保密，不能泄露案情造成恐慌，这不自相矛盾？”
“也别这么想，我认为林队的思路还是靠谱的。现场的血喷了一两米远，地上一大片，凶手作案十有八九染了血衣，既然在里面没有找到，那应该是带离了现场。”张伟耐着性子继续和他商量，“现在关键问题是，如果他穿着血衣从茶社走出来，那也太显眼了，怎么就没人注意？是不是用了什么办法？可以重点从这里想一想。”
“按照法医说的，凶器上全是血，那应该胳膊手上都是血咯！凶手一身血，茶社里外都是人，他出来怎么可能没被注意？有血衣还轮得到我们去找？早有人报警了。”杜然骂了一句“他妈的”，一肚子火。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张伟瞪了他一眼。
“伟哥，不是说我丈母娘的葬礼还没散棚，我家人在殡仪馆哭得稀里哗啦的，林队把我叫过来了我有意见啊。你也不是不知道，橘子洲常年演出多，治安管理大队那边任务多，锦旗、奖励和表彰也就多。平时不出事，那一个个在局里调子高得……牛逼哄哄的，几时把我们看在眼里？好咯，现在这么多人安保，保出这么个名堂，真一有事，还不是让我们来擦屁股？你看那个刘队——”杜然模仿出刘勇刚才毕恭毕敬的样子，学起刘勇的腔调来，“辛苦刑侦的兄弟们了，尽快帮忙解决……”
张伟拉下脸来，说都是同事，让他少讲两句。
“讲两句怎么了？”杜然把头扭到一边，咂了咂嘴。
“你今天怎么这么多话？不觉得浪费时间吗？我看你就是有意见！”张伟终于受不了他了，说他小家子气，“你有脾气我可以理解，说实话你这个情况我也不想你来，但是干这行能怎么办呢，入警誓词你当年没背过吗？什么叫‘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来都来了，要么先把事情办好，要么你干脆去跟林队请个假，回去算了？”
“好好好，不和你闹了，我们现在也总得先定个方向吧？”杜然听张伟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还是赶紧结束了牢骚，“走咯！走咯！去哪边问，你说？”
绕过一辆白色的电视台导播车，浩南被人拦了下来。
林队让浩南调查罗门说的舞台激光与昨天监控器损坏的事情，他径直来到演出区域的后台。
“不好意思！”音乐太吵，脖子上挂着证件的年轻男性工作人员扯着嗓子，伸手阻拦，“这里面是后台，观众不能进去。”
浩南从裤兜里掏出警官证表明自己的身份，凑到耳边告诉他有些事情，要进去找人。
小年轻一脸惊慌，请他在帐子外面等一下，得先进去问问。
很快，一个长发女人跟着走出来，同浩南礼貌地握手，凑近了大声说自己是音乐节演出公司的后台负责人，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浩南告诉她，现在有个治安问题要找昨天控制舞台激光的人，问他在不在里面。
“这边是后台，是乐队休息和准备演出的地方，灯光师和调音师都不在这边的！”女负责人大声告诉他。
浩南顺着她伸长的胳膊望去，乌压压一片观众脑袋的上方，除了两台不停移动的大摇臂摄影机，还搭有一个金属脚手架的高棚。乍看是一处星星造型的展板，上面却有几个小小的人影在操控着电脑和控制台。
她说：“今天和昨天的灯光都是请的同一位老师。他们在那个架子上面，你得去那边问问。”
浩南若有所悟。自己确实想当然了，灯光师怎么会在后台呢？灯光师需要实时看到舞台的效果，才能操控灯光的变化，所以肯定不会待在后台这种背对着舞台的地方，应该在正面视野能覆盖到整个舞台的高处。
他简短地向女人道了一声“谢谢”，便向着高棚小跑过去。
“嘿！你谁啊？”
好不容易穿过人群，浩南歇了口气之后，拉着梯子往上爬。一抬头，先看见一张垂下来的工作证，再看见一张皮包骨的瘦脸，告诉他这里不准上来。
“我是警察，有点事想问你们的灯光师。”他照例摸出警官证，对方接过去仔细看了看，偷偷笑了一下。
“有点意思啊，哥们儿！警察竟然取了个名字叫浩南，”精瘦的男人把警官证还回去，告诉他，“不过可不可以等演出结束之后再说啊？现在我师父忙着呢。”
“你师父？”
浩南看向他背后，一个穿着洋气紫色西装的寸头中年男人正在不停操作着电脑和控制台上的按钮。对讲机里传来声音，急促地喊道：“给主唱一个追光！给主唱一个追光到舞台边缘！他马上要solo了！”
浩南看向舞台，果然，一束白光跟着抱吉他的人快速前进，那人竖着吉他飞快地弹奏，大屏幕上现出镜头特写，音响里爆出密集的鼓点和一层层声浪，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这是浩南第一次来音乐节现场。尽管同事罗门就在玩乐队，自己平时也用手机和电脑听些欧美老牌摇滚乐，但这是他头一回体验到这种耳膜和心肺被震到发颤的感觉。他之前并不知道这个正在演出的乐队，也从未听过他们的歌，却还是被演出的氛围所感染。此刻，他才终于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花钱来听现场——和这种感官全开的体验相比，耳机、音响传递出来的声音，确实显得太过简陋了。
“阿Sir同志？”
等他回过神来，寸头灯光师已经把控制台暂时转交给了徒弟。他们相互凑近了脑袋，扯着嗓子说话。
“你有什么问题？快点问，我好忙。”灯光师讲话有些粤语口音。
“你好，昨天的演出，那些激光，也都是你们在弄吗？”浩南直奔主题。
“怎么了？”
“昨天下午六七点左右，这沙滩公园的安防监控器突然坏了好几个，我们有同事说你的舞台激光能烧毁摄像头里面的什么传感器，你觉得有可能吗？”
“没理由啦。”灯光师几乎没有思考，直接否定了罗门之前提出的假设。
“为什么？”浩南认为他否定得太直接了，显得有些敷衍。
“有时观众站在舞台很前拿单反拍照，离光源好近，有烧到CMOS的情况啦，但监控器里边的CMOS传感器，最多指甲大小。”灯光师捏着小拇指指甲给浩南看，“你说离舞台近，烧坏了一个我信，你们的监控器，十来米的间隔距离，一下子被激光烧坏了好几个？想都不用想，没理由的啦。”
浩南追问，具体是怎么没可能。
“我跟你讲，舞台激光动态效果要做得靓，好复杂的。我们都是成套成套动作提前编好程序，角度和运动轨迹都是固定的。用的时候直接让它按照程序走。舞台激光一个点有多大啊？随便划几下就正好照到那么多指甲盖大小的CMOS上？同你拔出手枪乱射，全都射中蚊子差不多！你觉得有可能吗？又不是周星驰搞笑电影。”
浩南锁住眉头，思考着灯光师给出的解释。
“这些程序都是你亲自编的？我对你们的技术不是很了解啊，但是如果有人事先计算好了激光的发射角度，就是为了烧毁监控去的呢？就像我们射击的时候，会事先瞄准一样，写一套正好包含所有监控器位置的运动轨迹在你这设备里面，然后再运行一遍？”
“没理由啦！这场音乐节激光，全部我做的。”
灯光师吸了一口气，已经有点耐不住性子了：“你讲的这种，发梦啦！刚刚同你解释过，CMOS和激光光点面积都好小，距离远一点，误差就大好多。这个你懂射击瞄准，肯定懂啦。为什么靶子越远就越打不准呢？舞台灯光讲究的是整体光效靓嘛，光源的安装位置，不会控制到那么小误差啦！几厘？几毫？根本没人可以事先把舞台激光算得这么准。以为是玩激光武器？全国的舞台灯光师，你放心吧，没人做得到这样子啦！如果有，我都去拜师了。”
“哎呀！我专业玩光的，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的啦！你们的监控器坏了，肯定和我的激光无关的。”看浩南的表情仍有疑虑，灯光师继续向他做各种解释。
“阿Sir啊，你讲的这些，什么拿激光照监控器，就算我有条件慢慢在现场调角度，一点点人工瞄准，但是昨天下午六七点，演出都已经开始好久了！好鬼多人，我在这么多人眼皮底下，拿一束激光四处飘，专门找你们的监控器射击，你以为观众瞎吗？
“你看我们这个棚面向舞台，视野好小，后边都看不到，怎么瞄？再讲啦，舞台激光灯又不是激光武器，功率又不大，远一点能量就好差了，绝对照不坏那么远的CMOS。
“你们监控器，里面我不懂，但是我猜，至少不同监控的视角要看好多地方是吧？没可能所有镜头都正好对住激光灯的方向，对不对？那我问你，激光怎么可能射到传感器呢？不用想啦，没理由的，都不用想……”
浩南皱成“川”字的眉心瞬间放松，嘴缓缓吐出一个“是哦”。
他的说法确实没错，激光的轨迹再怎么变化，也都是从舞台方向发射出来的，而这么多监控的摄像头不可能全部指着舞台的方向。这么简单的道理，竟然没有早些想到。罗门在提出舞台激光这个假设的时候，明明已经隐约感觉到了哪里不对，绕这么大一圈，才被灯光师点醒，浩南一拍脑袋，感到是自己糊涂了。
可是如果不是激光，那么多监控，又是怎么被破坏的？
“每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能重拾彼此的欣赏。我们拥抱舞蹈歌唱中度过动人美丽时光……”[5]
欢呼过后，舞台短暂地安静下来，一首歌结束了。
浩南望向下面黑压压一片不停攒动的脑袋凝神，把眉间的“川”字又挤了出来。
几棵笔直的水杉下，有人在折叠地垫，把没卖完的小玩意收拾进背包，准备离去。也有两三个摊主或站或坐，举着清冷的LED照明灯，仍在继续少有人问津的生意。
这些摆摊的并不是街边卖十元五双袜子或者手机壳膜的小摊小贩，而是音乐节主办方以“文艺集市”为名请来的创意店主。他们卖头饰丝巾、手工艺品、绝版CD、自印诗集等等一些契合音乐节主题的小东西，挺受年轻人的喜爱。
玩乐队的同事罗门离开茶社前，张伟向他了解了音乐节大致的演出流程。每天一般下午两点左右观众开始验票进场，按照名气大小，共有十支乐队轮番上台。
当时杜然还顺嘴问了他的乐队是第几个表演的，罗门回答说是第二个。
“我们三四点就演完了，天都还没黑呢。”
“哇，排这么前！你现在乐队玩得挺出名啊！”杜然很是吃惊。
结果罗门有些尴尬地向杜然解释，一般音乐节，名气越大的乐队，表演时间都是越靠后的。“最后的乐队”一般是最具知名度的，慕名而来的粉丝和观众人数也最多。而越早表演，越带有暖场性质，更多的是一些像他们这样名不见经传的本土小乐队。没什么粉丝，观众常常少得可怜。
“白天太晒，灯光、舞台这些都做不出太好的效果，没什么氛围，观众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舞台这边。”
罗门说，为了弥补大牌上场之前这些小乐队演出可能吸引力不足的问题，音乐节的主办方通常还会在场地内设置一些其他的项目供观众消遣游玩。聚集在杉树下小片草地上的“文艺集市”正是星城音乐节的特色项目，效果挺好。
下午，对暖场乐队没感觉的观众会喜欢来这边逛逛，挑选一些各自想买的文艺商品。从5点开始，随着名气越来越大的表演者登场，人数的天平会慢慢向着舞台那边倾斜。直到7点过后，天色慢慢暗下，重量级乐队陆续露面，观众们会为了抢占更靠近偶像的位置，向着灿烂夺目的舞台涌去，市集这边才开始冷清下来。
“美女，是要收摊了吗？”
杜然看见一个拿着画笔和调色盘的女孩，扯了扯张伟的Polo衫衣角，开始和她搭话。
“没有啊，你们要画吗？”
张伟低头才发现杜然的拉扯在暗示他什么，这女孩的亚麻色围裙上，是一大片暗红色的污渍。
“你是画……那种肖像油画的吗？你的画布呢？什么都没有怎么画呀？”
女孩子看他们一本正经绷着的脸，察觉到了什么。
她问：“你们不是来音乐节玩的吧？”
“我们是警察，在进行一些安保方面的排查，请你积极配合。”杜然直截了当。
“哦，好。我是来画油彩的，不卖肖像画。”
“画油彩？”
女孩把画笔倒过来，指着自己脸上的爱心给他们看：“就是在脸上、胳膊上、手背上画些红红绿绿五颜六色的啊，你们没看到别人有吗？下午我给好多人都画过了。”
“你专门做这个？这种叫什么？人体彩绘？”
女孩扑哧一笑：“不是啊，我本来是个文身师，太平街那边巷子里开文身店的。前两年这边的活动策划找到我，拿其他音乐节的照片给我看，问我会不会画这种很多音乐节都有的脸部油彩。我觉得简单，就来画咯。他们看我画得不错，这两年都找了我来画的。”
“可以看看你的围裙吗？”
“哦，可以呀。”女孩俯身看了下自己的围裙，“你们不会以为这是血吧？这是颜料啦。”
张伟没作声，上前稍微看了一下，确实是颜料，凝固的深红色的颜料。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女孩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警惕起来。
“你这是怎么弄的？”杜然不回答她的问题，只是追问。
“下午帮一对父女画，小女孩太调皮了坐不住，乱动手脚打翻了我的调色盘，弄了一身。”
“我看你这边怎么好像都是红颜料？”
“很多人都喜欢画红的啊，我红颜料就用得多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红色呢？”
“那我不清楚……色彩心理学吧。这种年轻人出来玩的热闹聚会，就喜欢激情奔放一点的颜色呗。”
“这么说来，刚刚确实看到有人脸上画了一些东西，星星月亮之类的，也有很抽象的，涂鸦的那种，是吧？”张伟问。
“是的，也有人就让我随便涂的，说越乱七八糟越好。我每次问他们会不会太夸张，他们都说越乱才越摇滚。”女孩说。
张伟撇撇嘴，好像觉得这种想法挺肤浅。
“有没有人找你画过那种——”杜然轻轻把五指张开，想把自己的问题比画得更具体一些，“泼溅效果的红色油彩？”
张伟自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也知道他这么问的原因，但女孩也不是傻瓜。杜然越问越多，她就越紧张，慢吞吞地吐出一句：“好像没有。”
“这里还有别人画油彩吗？”
“应该没有。”女孩又忍不住急急地问了一遍，“警察叔叔，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呀？”
“你别吓着人家了……”张伟把杜然拉到一边。
他试图安抚女孩的情绪，告诉她也没什么大事，又搬出他那套惯用的话术，“保密的义务”啦、“案情的需要”啦、“警民配合对社会治安的必要性”啦，让女孩答应下来不去和别人声张刚才的谈话，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
“感谢你的积极配合！如果有必要会再联系你。多提醒一句，这种场所人多事杂，女孩子千万注意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遇到什么情况，随时联系。也别太担心、太紧张啊，没事的，有我们在呢。”
张伟虽然大龄未婚，但挺讨女孩子喜欢，杜然每次问他诀窍，他都说没有诀窍。在女孩的目光中，两人晃荡的身影慢慢走远。
“你刚才那么问，是不是在想着，凶手根本没有刻意掩藏自己身上的血渍和血衣？假如他是画了那种与血色相近的油彩进茶社，佯装上厕所然后上楼杀人，没准别人会把作案之后的血迹当油彩的一部分？”
“伟哥你懂我。我确实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之前太紧绷，走到了误区？”
“什么误区？”
“一直认为这么多人在场，凶手一定会特别仔细地处理身上的血衣和血渍后才敢出来，但很可能恰好相反，正是因为人多，谁也不会特别在意谁。”他拿手指在自己脸上比画，“如果凶手提前做了这种伪装，本来就是打算蒙混过关呢？”
“可是那个油彩啊……能做到几分逼真先不说，即便是可以很好地掩盖作案后的血迹，应该也没人会这样搞吧？弄那样的油彩在身上，越逼真就越跟杀了人似的，作案之前就很招摇啊，回头率绝对高，不可能不被注意到。我刚才就想说，你这个想法不太成立。”
“我刚才那么问她，只是一个随便冒出来的灵感。我现在不是想和你讨论油彩本身，而是想到‘油彩都能简单伪装’之后打开的思路。我们真的不要把血衣的问题想得太复杂、太精密了，自己钻进牛角尖里去。”
“啧，看来骂你一下还是有效果嘛，开始有灵感了？”张伟笑了笑，拍了拍杜然肩膀。
“别闹咯，说正经的。我们办了这么多案子，遇到过几次真正的高智商犯罪？那些都是小说和电视剧里面骗人的。杀人犯嘛，本身就是亡命之徒了，他们有几个不是看运气的？运气好，碰巧没被人发现，万事大吉。运气不好，被人发现就逃，逃得掉是本事，逃不掉烂命一条，你说是不？我讲个最简单的办法，没准杀手就是穿了件长袖的外套，杀人的时候先把外套脱了，杀完再穿上，盖住了血衣和身上的血渍，然后逃走了。现场这么多人，谁会盯着个陌生人看那么仔细？”
“这么热的秋老虎天，凶手穿长袖外套来看演出，很奇怪吧？”
张伟提问时开始带着浅浅的笑意，他感觉工作正在回到正轨。两人通常的合作也是这样子，师弟杜然负责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自己则擅长质疑和补充。
杜然伸出手指给他看：“那些环卫工人，不都穿着长袖的工作服吗？”
“那衣服也很薄啊，我感觉血迹会渗出来的。”
“渗出来不要紧，深色的衣服就看不出来了。”
“哪里有人穿深色的长袖衣服？”张伟眯起眼睛四下顾望。
“你瞎呀？那些搞安保的、来给治安管理大队值班的兄弟，还有我们刘队啊，不都穿着深色的制服？”
张伟看着杜然的脸，他的表情不像是调侃。
“这种话，可别瞎说……”嘴上这样说，他也抱着胳膊思索了起来，“不过这样的话，凶手是不是应该在包厢里面换好了衣服，再出来的？”
“那肯定啊，毕竟出了门，楼梯过道上就是厕所，不在包厢里换，很容易被人看到的。”
“那进门之前呢？我们刚进现场的时候，我隐隐约约觉得有个事情被忽略了，”张伟挠了挠小臂，看着杜然的脸，“刚刚你一说换衣服，我灵光一闪，想到了那个包厢。”
“包厢怎么了？”
“你说……”张伟的语气有些迟疑，“那个黎总被害之前，一个人在包厢里面喝茶，这时候突然进来了个人，把他从身后捂住嘴，一刀割喉了，是吧？”
“法医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这回轮到杜然挠脑袋了。
“开门肯定有响动的，一个陌生人进来靠近他，你说他不喊叫也不躲避和挣扎？还背对着人家被杀了，不太可能吧？”
“我懂你的意思了！”杜然惊呼，“林队一开始从手法专业与否上面判断现场，觉得一定是惯犯或者职业杀手干的。但其实还不只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哦，如果他当时是正常清醒的状态，包厢现场都不可能是那么平静的！”
“没错，且不说目前法医没发现致昏迷药物的迹象或创伤，如果被害人当时已经不省人事了，杀手也没必要像法医说的，那么用力地捂住他的嘴。”
“伟哥，你讲的有道理。那个黎总当时在包厢里，凶犯进门，他应该就能发现。既然他发现了凶犯，凶犯就很难从他背后一刀割喉，还没有争斗的痕迹。那个死法，应该是黎总知道凶手进了包厢，但又对他没有提防？你是想说……”杜然挑明了张伟的结论，“他俩应该是熟人？”
舞台两侧的LED大屏幕上，镜头对准了一位在撩垂发的女孩。
她的脸已经被汗水浸湿，显出兴奋的红晕，是那种具备电影镜头感的漂亮。发现自己被摄像师拍到了，她赶忙害羞地抬起胳膊捂住嘴笑起来，更动人了。
“等等，我问一下！”浩南抓住正要转身的灯光师。
他指着一直悬在空中，不时转动的大摇臂摄影机黑影：“这个舞台大屏幕上的画面是直播的吧？用那两台摄影机拍的？”
灯光师摸了摸自己被抓皱的西服，说当然是的。
“也是你控制？”
灯光师指着徒弟身边操作另一处工作台上电脑的人，说LED屏幕上的画面是由他来决定的。
“你这些直播的视频，储存了吗？”浩南冲他喊了一句。
“我没有，别找我。”VJ[6]盯着软件界面的脸，冷漠得像和谁吵架赌气一样，眼睛和手都在忙碌着，全神贯注。
“直播只一条信号线给到这边，”好在灯光师有耐心，替他解答了问题，“VJ用的时候切一下。但是指导摄影师拍摄的导播啊这些，又是其他人做。有没有储存，你去问他们啦。有时主办方想以后剪出些演出视频，就会储存。你头先问完激光，又问这些做什么？”
浩南很急，问他导播在哪里。
灯光师说这次主办方请的是湖南电视台的专业团队，应该在后台那边，有一辆白色的导播车。
浩南谢过灯光师转身而去，穿过拥挤的人群，再次回到后台附近，那辆导播车外。
他气喘吁吁、浑身是汗，撑着膝盖喘了几口气，拉着扶手登进车厢。里面三人一齐转过头来，看着他起伏剧烈的胸腔。
“打扰了，我公安局的！想问一下，你们外面那两个动来动去的摄像机拍摄的视频，有没有储存？”
“别吓人好吧，都忙着呢！”戴着大耳机、挂着工作证的胖子有些娘娘腔，翻了个白眼，继续转身去工作。
“二号机，绕过去，绕过去！拉近了给鼓手一个特写，然后依次是贝斯、键盘和吉他，最后给主唱！他要唱了！动起来！快！快！快！”另一个胖子拿着对讲机大吼道，“你是猪吗？‘动起来’听不明白？都开始唱了你还在拍你妈的鼓手啊！”
另外一人是个看上去年轻很多的女孩子，她拧开矿泉水递给那个骂人的胖子，看起来像个实习生。
她小心翼翼地说，要不还是等他们工作完了再来问吧，这会儿确实挺忙的。
浩南说不行，很急，视频有存储的话，他现在就要看。
“那就没有存！”浩南越急，坐着的胖子就越不耐烦。
“你们他妈的是要逗霸不咯[7]！”
浩南怒从中来，大吼了一声，刚刚还在骂人的胖子突然安静下来，吞了吞口水。
又是这样的结果，难免让人感到沮丧。
浩南最近一直在训练自己克制情绪，用更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干这一行，每到关键时刻，温和的方式都效率低下、于事无补。同事们都喜欢戏谑着称赞他工作起来“霸气”，但他从没和别人提起过，自己更羡慕罗门那种谦和的性格。
“您到底要看什么？”给浩南开机后，实习生小姑娘站得远，有点怕他。
浩南一直按着快进，清了清嗓问实习生小姑娘，昨天下午6点左右开始，有没有拍观众的摄像机拍到过沙滩公园西边一点的监控器。
小姑娘有些羞怯地问他说的西边是哪一边。
“正对舞台观众的左边，一直往南的方向。那边好像有些摆摊的，然后有个茶室。有拍到路边监控器白色柱子的，都可以。”
实习生女孩说她来找找看，然后动动鼠标，关掉浩南打开的名为“2014082317＿03.mp4”的视频文件，打开“2014082318＿02.mp4”，拖动了几下时间轴，问他是不是这个。
只见一个穿着黑色汗衫、摇动着伟人头像下写有“摇滚湘军”红色旗帜的文身男，正站在离舞台最近的那处监控器旁边三米左右的地方，狂喊“牛逼”，为台上的乐队声援打气。舞台摄像机在他身边停留了几秒，因为一直在运动，监控器在画面中有些模糊，但至少可以肯定，这时候监控器四周白色的LED补光灯还亮着，浩南看在眼里。
他问还有别的没有。
实习生女孩又拖了几下时间轴，无非就是一些音乐节观众的表情特写，偶尔扫到了几处有摄像头的，但看不出什么特别的。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实习生女孩小声呢喃了一句，点开文件夹里的“2014082317＿02.mp4”，迅速地拖了几下时间轴。
画面中白色的监控器柱子，还是刚才第一次看见的那根，但柱子底下站着的人，却显得和音乐节格格不入。那是一位穿着职业西装、梳着偏分头的中年男人。他伸直了手臂，露出白色的衬衣衣袖，举着一个灰色的大喇叭，尽可能地用喇叭贴近监控器，像是在为监控器“播放”着什么。而监控器镜头周围的LED补光灯，在忽明忽暗地闪烁了几下之后，竟然熄灭了。
这一幕简直像魔法，浩南不敢相信，露出惊愕的表情。画面里的中年男人忽然意识到自己被拍到了，也一脸惊愕，然后尴尬地笑起来，朝着这边挥了挥手。
“特搞笑，这个人穿着西装，举着个大喇叭给监控器听，不知道他在干吗……摄影师可能觉得他在搞行为艺术吧，就让他‘上墙’了。我还想着提醒高老师之后剪进现场回顾片里呢，你不说我差点忘了。”
很显然，这不是什么行为艺术，但这喇叭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可以破坏监控器？浩南一头雾水。
“你们这些视频我现在要征用了，昨天和今天，所有机位的全部文件都要，等之后办完事情再还给你们。”
他一边吩咐现场电视台导播车里的三人，一边拨通了林立莲的电话。
“林队，是我。破坏监控器的关键线索找到了，看上去不是激光，是一种别的什么工具吧，像是那种小摊小贩用的扩音器。
“对，我也不知道什么原理，也许是超声波之类的？对，是个男的，个子不高，穿灰色西装……人是从舞台这边的摄像机里找到的。
“等下市局那边，视频侦查大队会来人吗？我现在要了电视台的视频存档，监控没有了，他们拍了挺多的，虽然集中在舞台这一边，但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其他有价值的影像……这个人的身份识别也得辛苦视侦他们了。
“对，我感觉和咱们的案子关联性很强……”
他用肩膀夹着手机，下意识地继续播放舞台摄像机拍到的画面，突然，一阵电流从键盘和手指间流过，让他全身的汗毛直竖。这男人的长相当然谈不上多面熟，但好像实在又没有那么陌生，仔细看看他灰色西装肩部有些过于紧凑的剪裁，血渍晕染的画面便开始在脑海中慢慢浮现。
“林队！等等，我知道他是谁了！他应该就是死——”浩南吞了吞口水，幸好没有鲁莽，换成名字说出口，“黎万钟啊。”
“欸！我昨天看到过这个人咧，也认得他那个喇叭，”刚才还在大声骂人的胖子冷不丁出现在浩南身后，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昨天下午我在车外抽烟，正好看到他拿着那个喇叭，从后台走出来噻！”
2
黄土路上扬起飞尘，小孩听见车轮和发动机“呜呜”的噪声，眼睛一直盯着那边。
赵定尧的一身橄榄绿公安制服上蒙了灰。他把龙头一摆，停好边三轮[8]，拍拍袖子，又将公安帽上金黄颜色的丝编装饰带掸了几下。乔先贵也正了正帽檐，把黑色大皮包挎上肩，从边三轮的车斗里踏出来。
“让一让，让一让。”两人推开看热闹的群众，走进停弦渡镇覆船村，这户出了事情的土砖屋。
一股类似大蒜混合着樟脑的味道还隐约残存在现场。乔先贵嗅了嗅，小声和赵定尧讲，这应该是发生了某种有机磷农药中毒。
停弦渡派出所的公安人员穿着解放鞋，边走边问县里的同志好，递来凶器给他们看。讲是这户家里的女人先拿洗衣的棒槌敲死了男人，又把农药掺在中药里喝，自杀了。
“谁叫你乱动现场的？谁准你擅自拿动凶器的？”乔先贵看他讲得起劲，气不打一处来，“你们停弦渡派出所懂不懂规矩？这么明显的凶案，你什么职务搞不清楚？自以为是，添麻烦！”
停弦渡派出所所长见自己的人挨了批评，马上过来打圆场，称这个民警刚来不久，业务不熟。
赵定尧让他们介绍一下大致情况。乔先贵打开腰间的黑色大皮包，找出一双白手套戴上，接过派出所民警手上的棒槌，放在堂屋老旧的八仙桌上，又从包里拿出一台海鸥牌照相机，检查胶卷，拍了几张照，再走回堂屋，掀开盖在两具尸体上的白布，开始拍照。
根据停弦渡派出所所长的讲述，现场男性死者名叫周友吉，1959年出生，现年33岁。女性死者名叫田桂芳，1961年出生，现年31岁。两人是夫妻关系，家里没田，男人年轻的时候拜了个师父学打铜镲和吹唢呐，主要靠红白喜事时帮人搞演奏过日子，挣不了几个钱。家里还有一条小船，男人生意不好的时候就去澧水河里搞点鱼卖。
赵定尧问夫妻关系怎么样。所长称关系不好，男人喝酒、赌博又打女人，经常吵。
可是他为什么打女人？所长告知赵定尧，有人传他女人在修梅镇不知哪里有个相好，周友吉肯定也知道了，面子挂不住。到底是不是有相好，也没人真见过，但周友吉下手重很多人都知道，喝醉了喜欢拿起板凳到处砸，女人孩子都砸，经常砸得鼻青脸肿的，邻居们看得怕，村长还来调解过几次，不起作用。
站在旁边的民警撇着嘴咕哝了一句：“怕是让县城来的同志看笑话了。夫妻关系不好，过不下去了寻短见，在农村不少见的，没有你们城里人想的那么复杂。”
“你不守规矩乱动现场，讲你几句让你长点记性，你还有脾气了？”乔先贵放下相机，转过头来瞪了他一眼，“不复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既然这女人先拿棒槌打死了自己丈夫再喝农药，为什么不直接喝？莫非兑在中药里一起喝味道好些？为什么桌上有两只药碗？为什么女人昨天才死，男人却是前天死的？”
“他们不是同一天死的？”刚才咕哝的民警有些吃惊，“你怎么看出来的啊？”
“要我教你？看尸体的变化，肌肉软硬、皮肤温度、死人斑、眼球清亮程度，这些都是经验和学问。”乔先贵反问，“你刚才说那种话笑话我，比谁光荣是吧？莫非谁还不是从农村出来的？”
“他现在在县城公安局上班，但是之前也在乡镇派出所。不是说觉得你年轻或者职务低对你有意见。你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经验和学问来处理现场，就应该先规规矩矩做好本职工作，多看、多学、少动、少表现。等你真正能做事了，把事做对做好，谁会讲你？”赵定尧替乔先贵解释后，年轻的民警羞愧起来，不再说话。
赵定尧继续向派出所所长提问：“刚刚说他们有孩子？那孩子呢？”
所长说孩子不见了。村里人最后见到他是大前天傍晚，在澧水河堤上走，后来就再也没见过。村里人怀疑是不是因为孩子不见了，两人才闹这么大矛盾没收住手。
赵定尧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又问他们家还有没有老人，或者别的什么亲戚。所长说这些得问村主任，赵定尧便让他把村主任叫来，所长指着站在土屋后门跟前一个穿中山装、不停咳嗽的小老头。
“孩子叫周启森，78年出生的，今年14岁。这个孩子小时候挺乖的，学习成绩好，但是家里穷，去年小学读完，就没读书了。吵着想读书，父母关系又不好，他爸爸就打。打多了呢，性格也变了，话不多了，喜欢躲人。村南边的刘玉湘最后看到他从西边回家，是三天以前，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
“西边……是停弦渡镇上那边？”乔先贵插了一句。
村主任点头称是，咳嗽了几声，说完了小孩，说其他的家人。
“1980年，澧水河涨大水，你晓得吧？”
赵定尧说当然晓得，十多年前的事了。
“他们周家老屋，原来在彭家河那边。周友吉的父亲周显春，49年以前是个读书人，懂点墨水，是生产队的会计，家里条件还可以，田家的女人才愿意嫁过来。但是呢，刚结婚没两年，80年的时候澧水河发大水，周友吉的爹娘都给冲走了，屋也冲得稀烂，他们才搬过来我们覆船村这边。”
“也算是家道中落……”
赵定尧感叹了一句，村主任继续说，周友吉还有个兄弟周友利，比他小两岁。
“之前在彭家河村是住一起的，水灾之后，两兄弟卖了老屋，都搬了家。那时候周友利还没结婚，去了津市发展，后来找一个津市女人成了家做生意，条件还不错。周友吉有点忌妒，两兄弟相互看不上，平时也没有太多来往。”
“那田桂芳的娘家呢？走动多吗？”乔先贵问。
“唉……”村主任摆摆手，“人穷了，狗都嫌。听说她有个哥哥开爬爬车[9]的，拉沙裸石赚钱，条件好，妹妹又嫁了个常德佬，爹娘都喜欢得不得了。他们家没钱，团年都不叫的，根本没什么走动。”
“那是谁最先发现出了事的？”乔先贵把尸体的裹布重新盖上，一边向屋内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门口走，一边问。
村主任说是和周友吉一起搞事的方鼓匠，住覆船村六组。赵定尧问他人现在在哪里，村主任朝屋外大喊了声“方鼓匠”，一个黑瘦的汉子便站在了人群最前面。
“我今天上午来找他，本来是修梅镇那边，有个70多岁的老头子去世了，我接了活要组班子，还缺个打镲的，就来请他。”
当时，方鼓匠先敲了几下门，喊了几声周友吉，屋里没人应。
他本来想走，又觉得不应该。大上午的，能到哪里去？周友吉不在，嫂子应该也在的。他又走到糊着宣纸的窗户边喊了两声，还是没人答应，于是他掰了一下窗户的木框，没锁能掰动，索性将整扇窗户都打开。透过木窗栏，看见嫂子瘫在地上，皮肤发白，心想坏事了，赶紧去撞门。一个人撞不开，他走了几步去叫了两个住附近的男人，撞开门，便见那倒在地上、满头血污的周友吉。
三人看到周友吉身边的棒槌，进了房间，又看到中药碗和扔在地上的农药瓶，就猜到大概是个什么情况了。
“农药瓶你们动过吗？”乔先贵一边俯下身子，用手中的海鸥相机给小房间门口的农药瓶拍照，一边问。
方鼓匠说没有，不敢动。
乔先贵又看向派出所的年轻民警，他也摇头，说农药瓶没动，只拿了棒槌看血迹。
“这中药煎了本来是谁喝的你知不知道？”乔先贵接着问。
“这个我知道，两口子都喝。他们住河边，都有风湿病，关节腰腿疼。去年我师父帮他找人求了一副土方子，他们抓了药试，说效果非常好，一直都在喝。”方鼓匠回答。
派出所民警小声自语：“哦……难怪有两只药碗。”
乔先贵点点头，把相机收进包中，又摸出银色手电筒和黑框放大镜，走到那药壶边照着亮光瞧了几眼，又低头凑近鼻尖，嗅了嗅。
赵定尧见他不说话了，又继续问村主任，这对夫妇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闹过矛盾，或者有没有看见什么特别的人来找过他们。乔先贵喜欢钻进现场找物证，他更习惯从人际关系中问出点东西来。
村主任摇摇头，表示没听说。派出所所长倒是讲，刚才已经找外面那些村民问过话了，有个住在一组的老汉说昨天大清早，天都没亮，他起床去偏屋解手，有个骑单车的女人过来问这里是不是覆船村，又让他指了指三组是哪一片。好巧不巧，这里就是三组。
“具体几点问过了吗？”在旁边工作的乔先贵又加进来一句。
“问过了，可是他家没买钟，只能凭印象估个大概，说是三四点钟的样子。”
“这么早？”赵定尧对这个时间有些在意。
“是呢，”派出所所长复述了一遍老汉的描述，“他说肯定不是本村的。穿得挺好，白衣服，一看条件就不错，不像乡下人。口音吧，有一点点差别，但也差不多。可能就是津市、澧县不哪里的。这么大早上的，黑灯瞎火，跑来乡下做什么？”
赵定尧问他，老汉有没有说对方长什么样子。
“他说长得倒是蛮漂亮呢，挺年轻的，短头发，看上去二十几岁，一点也不像坏人。哦，对了，老汉说她脖子上还戴一串念珠，可能是个信佛的人。后来又有几个村民见过她，大概是早上天亮了没多久，骑着单车往去年修好的张公庙大桥方向走了。”
赵定尧噘起嘴，望着土墙上嵩山少林寺的风景挂历想了几秒。他看着日期说这两天清明，没准就是一个赶早回老家挂青的人，不一定和案子有关系，问派出所所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派出所所长说再就没有了，村主任倒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县里来的同志啊，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啊，别见怪！”他还是问了出口，“像这种情况，一般要怎么处理？”
赵定尧一愣，问他什么意思。
村主任的意思是，这家人一个都没了，亲戚又走得远，要怎么主理后事？
赵定尧搓了搓手，还真是个问题，这么放着确实也不是办法。
他想了想，替村主任出主意，可以村里先出点钱，简单点弄弄，然后通知他们那两个亲戚，谁愿意做主就来做。这家人虽然没几个钱，但不是还有个房子在吗？多少还算是点财产，谁尽好义务，谁就有遗产继承权。
“好！感谢您指点！”村主任紧绷的神情放松了一点，“不过，要是那孩子回来了呢？”
“回来了先问亲戚养不养吧，这也是义务的一部分嘛，不愿意再说。县里有民政局，到时候可以带孩子去找他们。”赵定尧把头转向乔先贵，问：“先贵，你那边怎么样了？”
“还不好讲。”乔先贵扭动脖子，环视着屋内的人、物与某种肉眼不可见的悲凉感，抬头望着结满灰尘的木房梁和黑瓦片回答他，还要再看看。
赵定尧在背后叫了一声“先贵”，乔先贵转过身，看见他那身熨烫得笔挺的橄榄绿公安制服。
他问乔先贵怎么一上午没见到人，又问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乔先贵把手里的几张相片拿给他看，说昨天那个农药瓶子上的指纹检测结果出来了，不太好认，大部分叠在一起了。但是刚刚给局里技术最过硬的“老神眼”同志瞧过，他判断药瓶上面的指纹应该来自两个人，一些指纹是大人的，和死者周友吉吻合；还有两枚比较清晰的，可以判断是小孩子的指纹，大概10到14岁。
“这应该是……”赵定尧想起来那对夫妇失踪小孩的名字，“周启森的吧？那小孩78年生的，不正好14岁？”
“对头，这个案子还是有些疑点。我昨天在现场，仔细检查了煎药壶和两个中药碗中的残留液，都有轻微的樟脑气味和乳油状特征，农药应该是下在煎药壶里再倒出来的，而不是直接放在哪一个人的药碗里。”
赵定尧“嗯”了一声，好像还没太明白这说明什么问题。
“我觉得不管下药的人是谁，本身想毒死的就是夫妇两个。如果真像村民们以为的那样，田桂芳敲死了自己丈夫然后喝药自杀，这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现在瓶子上连田桂芳的指纹也没有，我就更加觉得不像是她下的药了。”
“你觉得下药的是谁？”
“单看指纹，不就俩人吗？那小孩儿可能性太低了，我主要还是怀疑周友吉自己。”乔先贵分析，“这样倒是大部分线索都讲得通了。从动机来看，昨天那个村主任说田桂芳在修梅那边有个男人的传言一直让他很没面子，所以他就想和田桂芳一起喝药死掉。”
可他怎么又被田桂芳拿棒槌给敲死了？
“可能田桂芳喝着下了农药的中药，发现味道不对劲，和周友吉起了争执？然后失手拿棒槌敲死了他，惊慌失措地锁上门，待在屋子里不敢出去。第二天还是因为农药中毒，慢慢发作死了。”
乔先贵对这个推论也不太自信，补了一句：“也许啊，我不敢肯定。昨天我看尸体，两个人肯定都喝了药，周友吉比田桂芳早死将近一天，都有点臭了。”
赵定尧疑惑的是，她一个女人，力气也没多大，怎么就拿个木棒槌把个大男人给敲死了？
“先贵，你说这周友吉真的是被田桂芳给敲死的？”
乔先贵告诉他，力气不大，但人的脑袋比较脆弱，敲没敲到关键位置区别很大。好比周友吉，太阳穴有伤，很容易瞬间晕厥昏迷，丧失反抗能力，多敲几下也能致死。但现在的问题是，那洗衣服的棒槌是木头的，也旧了，表面粗糙采不到指纹。虽说昨天现场确实没有太多的物证，不过他还是认为，周友吉就是被田桂芳给敲死的。
赵定尧问没有物证，他是怎么下的判断。
乔先贵告诉他，周友吉总不能是自己敲死了自己。用反证法，就可以排除第三人在场的情况。
“第一，从凶器来看，这肯定不是什么有计划的谋杀。哪怕稍微准备一下，也会选个利索的凶器，而不是他们屋里洗衣的棒槌，太没杀伤力了。所以很明显，拿棒槌砸是临时起了杀意。
“第二，田桂芳在周友吉死后还活了那么久，如果有第三人，为什么要留她的活口？活这么久也说明，她中的有机磷毒剂量不大，没有严重到马上影响大脑和神经，应该完全是有意识、可以出去求救的，但她又为什么没有？鼓匠和邻居们撞开门的时候，发现屋里就锁着夫妻两人，如果当时有第三人进来杀了周友吉，难道田桂芳还帮他走后锁门？显然不可能。既然这些都讲不通，那敲死周友吉的，就只能是田桂芳了。”
赵定尧挠了挠警帽下的鬓角，夸他想得还挺仔细。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反证法，还是容易忽略一种可能性，有一个人……”
“我晓得你想说谁。”乔先贵问他说的是不是村里传的田桂芳在修梅镇的那个相好。如果是一个和田桂芳有感情的人，就有可能出现在现场，杀了周友吉，田桂芳还帮他打掩护。
赵定尧点点头，乔先贵说，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也非常小。
赵定尧追问为什么，乔先贵却推了下他的肩膀笑着反问他，是不是从小就在县城长大的。
“这有什么关系？”
他这么问，赵定尧显得不高兴了，仿佛小时候因为家里条件还不错，被人指责“不够工农阶级”“不够光荣”。
乔先贵指着公安局院墙下的那辆边三轮，让他看看上面的黄泥土：“你没在乡下住过就不知道，像昨天覆船村的那片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连条柏油路都没铺。
“那地方人口流动其实不大，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来的陌生人是哪户的亲戚哪家的客，心里都非常清楚。真要是来了个谁也不认识的外人，那村民都跟防特务似的警惕。田桂芳在修梅镇那边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个相好先不说，就算真有，我觉得他也没来过田桂芳家里。你还记得昨天村主任说的那个老汉早上起来解手遇到的女人吗？好几个村民都说见过她，还能讲出她离开村子的大概时间。田桂芳有相好的传言本来全村都知道，真要有个男人来找她，你觉得会没人注意？”
赵定尧双手叉腰，低头看着自己的黑皮鞋思考了一会儿，承认乔先贵讲得有道理。
接着两人沉默了片刻，明显都心有所想。
赵定尧小声问乔先贵，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按他刚才说的，差不多找上面结案算了。毕竟局里最近还有一个影响极坏的入室抢劫枪击案没有破，犯人存在二次作案的可能，十分危险，任务重、压力大。
乔先贵点点头，说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准备再去停弦渡镇上问一些事情，问得差不多了，就结案算了。
“你还想去问什么事情？我骑边三轮带你去。”赵定尧立即表示。
乔先贵摆摆手，说昨天清明节都没闲着，今天局里好不容易给半天假去挂青祭祖，让他别耽搁了。
“我还是很在意那个失踪的小孩周启森，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想要搞清楚农药瓶子上他的指纹是怎么来的。我推测啊，很有可能，周友吉当时是指使儿子去买的农药，所以想去问问那边‘生资’[10]的人。”乔先贵指着边三轮旁边自己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说骑过去也快。
“那也有二十里路呢，”赵定尧劝他，“我觉得你想的也八九不离十，没必要，干脆结案算了。”
乔先贵犹豫了一下，告诉赵定尧还是想去一趟，不然心里不踏实。
“你今天就不回老屋去，给祖人们挂个青吗？”赵定尧开玩笑说，“工作再积极，忘了祖人，小心他们发脾气不保佑你哦。”
乔先贵把手上的几张照片放进军绿色的帆布挎包，说自己老屋在澧县火连坡，一百多里路太远了，放半天假也不好回去，不如继续工作。
一路上，清风不停拂过耳朵，乔先贵哼起几首苏联小曲。骑车虽然比不上坐边三轮快，但也悠闲惬意。
穿过停弦渡镇口，他停好单车，整了整着装。
“您好，打扰一下，我临澧县公安局的，找你问点事。”
“问什么事哦？”生资的营业员放下报纸，打了个大哈欠。
“放心，不找你麻烦。我就想问问，你们这里卖不卖乐果农药[11]？如果卖，帮忙看看生产日期，是不是1991年8月5号左右生产的？”
“等着啊。”
营业员起身在后边的货架上找了找，背对着他说：“还真是，这里的乐果农药，正好是去年8月5号生产的一批，益阳农药厂生产。”
和周家土屋里那瓶农药对上了。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周友吉的？覆船村三组的。”乔先贵连忙问。
营业员摇头，说不认识。
“那……”乔先贵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最近有没有一个小孩来买过这种乐果农药？”
“这个我知道啊，有。不过是另一个营业员卖的，她今天挂青去了。”营业员说，“我当时就在旁边吃苞谷，还听到他们两个讨价还价呢。”
“看上去十二三岁的样子？”
“差不多，男孩儿。”
乔先贵表情有些急躁，问说了些什么是否还记得。
“一开始问他要买什么，他说要买敌敌畏。然后就给他说啊，敌敌畏两块两毛五分钱一瓶。他从口袋里面搜出几张钱，问有没有便宜点的。就问他买来做什么的，他讲不出，又问是谁让他来买的，他说是他娘。又问他家买来做什么用途的，他说是种田的，我们就拿了乐果给他，说那估计是杀虫的，这个效果和敌敌畏差不多，便宜点，只要一块九毛五，他就买了。”
“他说是……他娘让他买的？还说他家是种田的？”这明显和那家人的情况不符，他家没有田。
“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当时一边讲，一边盯着墙上的蜘蛛看呢。”
乔先贵不敢相信，只好微张着嘴，上唇一角翘起，眉头紧皱，上翻眼珠，望着供销社低矮的天花板。
那些泛黄腻子上结着的蛛网残丝，好像离他特别遥远似的。
天很黑，但星星很亮，像是被谁零零散散抛撒在天上。
周启森走累了，坐在柏油公路旁一棵大杨树下休息。他一边找最亮的那颗星星，一边在想《水浒》中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
打书[12]匠说过，梁山泊那一百零八位好汉，都是天上的星星下了凡。他就想，自己会不会其实也是哪颗星星变的。
在他小时候，父亲周友吉出门去给丧葬的人家做打镲演奏的帮活，时常会把他也一起带上。
参加葬礼除了混一顿酒席好菜外，他最期待的是可以在夜里听打书。打书匠们拿着系了红绸缎的鼓槌，一边敲着一面小鼓，用抑扬顿挫的腔调，讲一整夜故事，陪守灵的人们打发时间，送亡者上路。村里最出名的打书匠拿手的故事有两类——身为小孩子的周启森不喜欢他讲那些秀才和小姐偷情的下流故事，就喜欢听他讲英雄名将与《水浒》好汉。
但因为大人的爱好和小孩子正好相反，打书匠更愿意讨好他们，往往就偷情讲得多，好汉讲得少。
《水浒》的好汉故事中经常死人，周启森如今不怕了，但记忆中小时候的自己，对于死人是非常害怕的。
起先是因为邻居大哥哥总给他讲述人死之后的恐怖，说尸体有怨气便会变成僵尸，从棺材里坐起来，变得力大无比，见到活人，就用又尖又长的指甲，戳烂他的喉咙。
后来6岁那年，父母带他参加亲戚的葬礼，他知道屋里有死人，吓得哇哇大哭，怎么也不肯进门。父母硬逼着他进去磕头，拼命反抗也没用，往外跑又被抓住揍了屁股拖回去，来来回回两三次。于是周启森看见那尸体躺在竹床上，脚下燃着一盏煤油灯，穿着黑色的布鞋、布裤和布衣裳，脸上盖着一块花手帕；手和脖子，凡是露出来的皮肤，都是惨白的，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明明心脏“咚咚”跳得好快，全身的热血都冲向脑门，却只感觉到浑身发冷。
两腿一阵温热过后，低头看，才发现自己已经尿了裤子。
明明是葬礼，灵堂边有人哭得那么伤心，他却听到门外有人在哈哈大笑，说一个小孩怕得尿了，喊别人快来看。父亲觉得他丢人，从那以后要是接到白事的帮活，便会带着他过去练胆。
于是，他开始同父亲一起出发，替父亲拿着铜镲或唢呐，去到那些有亲人过世的家里。奔丧、停灵、守灵、入棺、出殡、下葬，一般待上两三天才能回家。有时父亲接事的人家远，在别的镇上，事主家里下葬或者结钱拖沓了，他们也会像现在这样，在晚上，披星戴月走好几里路回家。
但周启森知道，如今自己再也回不到那个家了。
回想着那些葬礼，每次到场之后，父亲会去同其他共事的人一起演奏。周启森跪在地上磕几个响头，主人家也会赏他一杯茶水。他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观察着那些宾客进灵堂来，磕头、痛哭、叫喊、瞻仰，然后去外面的大棚入席吃饭，等着晚上守灵。
在夜深之前，宾客们的酒席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主人家也会招呼葬礼的支客士[13]、邻里帮手、道士和乐师吃饭，周启森便也跟着入席，吃些平常吃不到的好菜。碰上富有一点的人家，还有他最爱的辣椒炒肉丝可以吃，那是自家过年也难得吃上的美味。不过周启森总会注意到，有个同父亲一起做事的鼓匠，每次别人抢着夹肉丝的时候，他都不怎么动筷子。后来，也听到其他人问：“方鼓匠！为什么每次去红喜事的酒席，你那么爱吃肉，白喜事的酒席上却不吃？”
鼓匠朝着灵堂的方向看了两眼，说是因为有次听人讲过一件事，就再也不在白事上吃肉了。
别人问鼓匠是什么事，他就举着筷子告诉大家，1960年，在澧县如东那边发生过人吃人的惨案。一个叫刘家远的农民，穷得揭不开锅，过年的时候杀了自己快要饿死的小孩，煮来吃了顿好肉，还声称“这辈子终于吃了一餐过瘾的肉”。
这件事情让鼓匠听得不舒服，从此以后，他就没了在葬礼上吃肉的胃口，因为离死人太近了。
虽然大人们都啧啧感叹，周启森也觉得害怕，但鼓匠这种通过联想产生的厌食感，却没能传染给他——对于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来说，辣椒炒肉丝的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父亲的练胆确实有效。见惯了几次死人之后，周启森也就不再恐惧了。死人并不会变成僵尸，长出尖长的指甲，戳破活人的喉咙，从来也没有把谁怎么样，哪里有什么可怕的呢？
去得多了，周启森对于葬礼这回事有了自己的看法，甚至上升到了对生死的感悟。
他发现几乎所有的葬礼，除了主人家真正亲近的几个人外，那些远亲和邻居也会轮流来哭，但好像并不是真的那么伤心，哭完擦干眼泪就去吃饭了。等到晚上守夜，大家坐在烧着火盆的棚里，还会被打书匠的下流笑话逗得哈哈大笑。而死人一动不动地睡在棺材里，任凭他们哭天抢地或者笑得喘不过气来，都不做任何回应。
以前关系还好的时候，父亲常常与周启森谈起自己的工作，说这份工作虽然地位不高，也不太挣钱，却很重要，让他不要小看自己。父亲讲人死后都会变成鬼魂，被牛头马面黑白无常押往地府重新投胎，但刚上路的时候他们总是留恋人间，舍不得走，所以，葬礼上才需要他们这些“渡亡人”来敲锣打鼓吹唢呐，送死者一程。
学校里的语文老师上课讲放牛娃小英雄王二小的时候，也讲到过生死，却和父亲的看法有很大出入。老师说人死了就是没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一了百了。
渐渐地，葬礼去得多了，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判断。那些死人总是无限沉默于灯火通明的灵堂与悲喜交加的夜晚，让他在心底更愿意相信老师的说法。
“人死了就是没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一了百了。”
上完初小[14]之后，周启森到镇上的完小读书。父亲去葬礼做事，就很少带上他了。
除非正巧周末，或者遇上学校放假，周启森还是愿意跟着父亲出去。
刚进完小的时候，周启森对自己未来的出路充满了信心，他央求父亲，如果自己成绩好，每次期中、期末考试能一直保持全班前五，就送自己去读初中。尽管父亲有所犹豫，但还是同意了。他也刻苦用功，努力抱紧自己的出路。这是完小的老师第一堂课上就告诉他的时代真理——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如果不想当一辈子农民，想要过上好日子，就必须通过读书走出农村。
“你们要读初中、读高中，还要读大学，读书是农村人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
周启森喜欢读书，语文和数学，他都喜欢。但他也喜欢很多别的事情：帮娘亲上山捡柴火和松针，和邻居伙伴去河边的石头里翻螃蟹抓乌龟，一起去河中捕鱼……但最喜欢的事情，他谁也没有告诉过——还是陪同父亲去各种各样的葬礼。
他喜欢观察人们对于亲友逝世的反应，喜欢混点肉丝吃，更喜欢陪着人们一起守灵，听一整夜的打书。
然而如今，这些记忆已经变得遥远。
周启森没有机会再从跟随父亲见死人的经历中获得这些享受，是从1990年开始的。
1990年新年之后，父亲出门做事，便再也没有带过他。
风把柏油公路边的狗尾草丛吹动，坐在树下感觉到冷，他紧了紧衣服，想到这个家也是从那时开始瓦解的——那是一段抹不掉的记忆。
大年初三，一家人坐慢慢游[15]去叔叔家拜年。虽说父母因为过年没有买新衣服的事情争吵了一路，但周启森仍然很期待。
周启森喜欢去叔叔家拜年。叔叔不仅家里条件好，有鸡有鱼还有肉，而且大方，每次会给他两份压岁钱：一份多一些，是父母知道的，回家了会被要求“交公保管”；另一份少一些，是叔叔悄悄给的，让他自己留着买点东西吃，这也是周启森一年到头，唯一能拿到零花钱的日子。
那天午饭间，一个表亲伯伯喝醉了酒，周启森的娘亲正想好心帮他盛点饭吃，却被他拉住了手。
表亲伯伯问娘亲，最近是不是经常去修梅那边。
周启森呆呆地看着两人，没等娘亲回答，表亲伯伯忽然借着醉意大声告诉亲戚们，听人说娘亲在修梅镇那边和别的男人玩得好，问娘亲是不是真的。
娘亲骂表亲伯伯胡说八道，表亲伯伯却不依不饶，指着父亲鼻子笑他不上进、挣不到钱，屋里姑娘都快玩丢了，搞些什么名堂。
周启森不知该做什么反应，就看向父亲，只见父亲从脑袋到脖子都红成了酱色，腮帮子鼓着气，眼睛瞪得像一头牛。
周启森以为也喝了挺多酒的父亲会动手，甚至暗暗希望父亲动手，狠狠擂这伯伯一拳，扇他的臭嘴。但父亲只是紧紧攥着自己放在饭桌上的拳头，一言不发。
周启森气不过了，想要亲自骂那个表亲伯伯，却被婶婶拉到一边，让他大过年的别跟一个酒醉佬吵。
后来伯伯被亲戚们数落着赔了礼道了歉，称自己是喝多了胡言乱语，父亲才渐渐松了手，闷声吃菜喝酒。
周启森记得打书匠口中那些偷情的下流故事，纵使情节千回百转，最后不知怎么一定会以悲剧收场。他疑惑的是，明明大人们在听的时候，都笑得很开心呀！
这时他清楚地知道，那些故事的结尾没有骗人——娘亲在外面偷男子汉的消息，让这个本身就紧绷的家庭彻底崩溃了。
那天晚上从叔叔家回去，父母在邻居家的声声炮竹中，爆发了最激烈的争吵。尽管吵架对于他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也曾摔过东西、出过手脚，但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父亲揪着娘亲的头发往墙上撞，大声辱骂。
“通你的娘的！你不要脸！你不要脸！”
娘亲也不甘示弱，一边用脚尖踢父亲的小腿，一边回骂。
“我通你的娘！生了你这个疯子！”
周启森站在一边，轻声地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却只得到父亲的迁怒。父亲翻手给了他一巴掌，抄起手边洗衣的棒槌，说要把他们母子俩一起敲死算了。
那棒槌在周启森的身上砸了两下，又砸向娘亲。煤油灯在八仙桌上静静燃烧，照得他们的影子晃来晃去，像是在演皮影戏。
这是周启森第一次发觉“死”这个字和自己放在一起，有多吓人。
他忽然很害怕父亲真的要把自己敲死，禁不住浑身发抖，大哭起来。父亲听到他哭，又来拿棒槌揍他，叫他不准哭。
“跟你娘一样没用！你还不嫌她丢人是吧！”
这时娘亲却吼着，让他继续哭。
“给老子哭！哭得越大声越好！让隔壁左右都晓得，你爹是个鬼疯子！自己没点批本事，穷得快死！就会在家打女人和小儿！”
父亲又准备去揍她，却真的听到有人来敲门了。
“友吉啊，友吉？”
“哪个？”父亲压抑着怒火问。
“友吉啊，”邻居隔着门劝说，“你不要这么搞，大过年的！桂芳嫁给你也不容易，夫妻之间有什么事好商量。你实在不听，我去村委会找方书记来了哦。”
周启森现在回想，邻居也是个聪明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旦村支书出面协调，这桩丑事全村人就都知道了。父亲好面子，丢不起这个人，只得慢慢丢出去一句：“好，没事，不吵了。”
父亲也不是在骗人，确实没吵了。
这夜，一家三口没再多说一句话。
周启森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早上醒来，娘亲还坐在原来的位置，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没有光彩，一动不动盯着门口。父亲不知道去了哪里，昨夜屋外竟下起了雪，地上苍白一片，干净又整洁。
母子俩就这么呆呆地坐着，很久很久。
雪花轻轻飘了一整天，落在地上越积越厚，没有脚印。
好像从没有人离开，也没有人回来过。
现在，周启森觉得自己不能一直坐了，得继续上路。
他撑着杨树站立起来，手压着粗糙的树皮有些疼。打算走去哪里？他的计划是到少林寺出家。
家里的挂历上写着，少林寺在河南的嵩山。所以他准备一直向北，穿过湖南和湖北。他弄不清楚那么多陌生城市的名字，但又觉得没关系，自己只要跟着北斗七星的方向走，就总会到达少林寺的佛门。
他甚至想好了，怎么在寺前久跪三天，来通过老方丈的考验；想好了如何交代自己出家的原因，他打算告诉方丈，自己本来是想成为梁山好汉的，但是梁山泊已经不在了，如今只能投靠少林。他也知道少林与世无争，佛门清净，必先放下屠刀，方可立地成佛。
他明白需要先诚心坦白罪过，才能丢掉旧的名字，得到新的法号，重生成为好人。
这些都是喜欢看连环画的同学给他讲的。他已经下定决心，到了少林寺，就把自己杀害父母的所有罪过告诉方丈。
这些罪过该从哪里说起？周启森一边走，一边回想这个问题。
自父亲大雪那天回来之后，周启森已经习惯了他越来越频繁的醉酒和越来越凶狠的打骂。从扫帚抽到椅子砸，从屁股疼到胳膊腿脚伤再到鼻青脸肿，有时候伤在娘亲身上，有时候伤在周启森身上，一开始娘亲还会在他挨打的时候过来护着他，次数多了，也懒得护了，反正都要挨打。
周启森整天提着心吊着胆，害怕回家又闻到酒味，又要疼。但后来疼了好，好了又疼，到最后其实也就不那么疼了。
有一天，他感觉自己“顿悟”了一个其他小孩都不知道的秘密：挨打能有多疼呢？最多也就是被打死。但是他在葬礼上看了太多的死，再清楚不过——人死了就是没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一了百了。
周启森几乎是在想通这个道理的刹那接受了这样的命运。
他忽然感觉自己的命其实很轻，轻得就像水，可以非常随意。
他当然也希望父亲能够有所改变，让这个家回到从前的样子，等自己长大成人了孝敬他们，这最好不过。但如果改变不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是父亲，自己是儿子，哪怕被他打死……甚至，一段时间以来，周启森总会忽然想起方鼓匠，想起他在酒席上说的那个1960年澧县如东杀了孩子煮来吃的刘家远。他想，无论如何，父母有养育之恩，如果是在饥荒的年代，子女也许不应该有太多的怨言。
这天，周启森回到家，难得见到父亲没有喝酒，正在堂屋整理他的拉网，可能是准备去捕点鱼。
他走到热水瓶那边，主动给父亲的搪瓷杯添了茶，恭恭敬敬端给父亲喝。
“今天在村一组遇到姚老师了，他一直还记得我聪明、成绩好。”周启森随口一说，本是想让父亲开心一下，“他让我给你讲，现在可以出点钱送我读初中，再考高中，将来读书出来有出息了，带你们过好日子。”
父亲面无表情，只是淡淡回了他几个字：“老子有钱也不出。”
周启森愣了一下，然后垂着脑袋知趣地走开了。
虽然他知道家里没钱，父亲好像也说得轻松，没发什么脾气，但这句话却让他的泪水瞬间就涌了出来，开始在眼睛里打转，止都止不住。他冲回自己的房间，把头埋在充满受潮稻草气味的烂枕头下，哭得天旋地转。
他才14岁，一边哭一边想上学时学过的那些课文，想找出一个合适的词语，来解释父亲表现出来的这种令人绝望的冷漠，最后他想到的是“抛弃”。
虽然大家还在一个屋子里住着，但父亲已经抛弃了这个家，抛弃了自己。周启森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自己连死都不怕了，却会害怕被父亲抛弃？这些在头脑里难以想通的问题，让时间流得很慢，他记起过往的点点滴滴，只觉得好恨。
过了不久，房外的父母不知为何又争吵起来，父亲没有喝酒，讲话却比醉酒时还要难听。
“你生的那个小杂种，今天还给我说想让老子出钱让他读初中！你说好笑不好笑？晓得你是和哪个野男人生的这个小杂种，还让老子帮你养这么大，老子真是瞎了眼。”
“你积点口德！周友吉！嘴巴长了蛆吗？”
“我讲错了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别的男人搞的时候怎么不积德呢？你不要以为老子不晓得，你敢做不敢当啊？那个小杂种到底是谁的？”
“是狗的！老子和狗杂种生下的小狗杂种！”
“真的下贱！你那个小杂种和你一样下贱！还想骗老子白养他！你怎么不带他去找他亲爹呢！修梅的那个狗杂种，你还不想承认吗？”
“老子承认啊！老子就是和狗生出来的狗哇！狗还读什么初中哦？活得像条狗就不错了，你周家世世代代都是穷狗的命！真的是瞎了我的眼，当初怎么就遇到了你！”
……
这场对骂持续了很久，周启森咬紧牙听着，一开始是伤心，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伤心转变成了愤怒。
他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被夫妇二人这样来回羞辱？这娘原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竟然一直把自己当狗看！他忽然生气极了，把牙齿咬得“咯咯”发响，从没想过自己在这个家里原来是猪狗不如！他想起打书匠讲《水浒》中的“风雪山神庙”，这夫妇二人真是奸恶的小人露了真面目啊！而自己是受辱的林冲，要是手里有那酒葫芦长枪，非得出去剜了他们的心不可！隔着一扇门，父母的辱骂还在继续，周启森在自己房里翻箱倒柜，却连一把剪刀也没找到。
没关系，周启森想到，硬来没有胜算，那不如就“智取生辰纲”，给他们下敌敌畏！他翻开床铺的稻草，拿出一坨棉布手帕，小心翼翼展开来。那是往年拜年，叔叔悄悄给的压岁钱，他一直没怎么舍得用，数了数，竟然也有二十块了。
他狠狠咬着自己的臼齿，嘴里好像都冒出了石头撞击时会有的怪煳味。
那好啊！明天就到镇上买药去！
现在还剩十七块八毛，他把钱拿出来数了数，又塞回裤兜继续走，腿有点酸了。
走到嵩山少林寺，一路上需要多少钱做盘缠？他不知道，但是肯定得非常节省才行，毕竟一瓶农药，就花掉了一块九毛五。
他记着自己是下午7点离家出走的。
往父母煨在灶边的中药里倒了半瓶农药，回房把旧旧的军书包挎在肩上，就出门了。
这漆黑的夜里，还在一直沿着公路前行的，除了周启森已经没有别人了，偶尔有一辆卡车或者拖拉机经过。再走一阵，他的解放鞋里全是汗，又滑又紧，脚也开始烧疼。他记得大概穿过了两三座桥、很多田地，又经历了一些看上去和停弦渡差不多大小的乡镇，终于到了一个看起来很不一样的地方——这里有在农村从没见过的高楼房，电线连着整齐的电线杆和路灯，水泥马路平整又宽敞，他觉得自己可能已经到了荆州。
他看过同学家贴在墙上的中国地图，如果一直向北，最先到达的大城市，就是湖北的荆州市。
开始体会到辛苦了，原来一直走路是这么累，都快走了一晚上才到荆州啊。按照这样的速度，也许一个星期不停地走，才能走到嵩山少林寺。不过他又劝自己先别气馁，总能想出来一些别的办法。荆州是个市，和管辖临澧县的常德市一样，是个大地方，应该也会有汽车站吧？
坐汽车过去少林寺，不知道要多少钱，手上的这些够不够？自己是未成年人，可不可以买票？他都不懂。
但是可以不耻下问！他突然想，《水浒》里那些好汉当年走南闯北，可不仅凭着一双腿脚，也还是凭着聪明的头脑。
他又抬起头，想再去看天上那些星星，找它们借一点前行的动力，却看到一块挂在路灯下的铁牌，上面白底红字写着：“常德澧县欢迎您！”
澧县只是临澧县的隔壁县。
周启森有点眼冒金花，差点没站稳，简直尝到了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却发现路尽头的肉柱子是佛祖手指时的那种滋味。
他在朋友家的中国地图上悄悄比画过。从临澧县到河南嵩山，大约是他小臂那么长的距离，有500多公里；到他的第一个小目的地湖北荆州市，差不多是食指的长度，在100公里左右；到澧县有多远呢？差不多一粒大米就够了，10多公里的样子。况且停弦渡还是直接与澧县接壤的乡镇，只隔了一座去年刚修好不久的张公庙大桥。
这样下去，走到荆州都得好几天，嵩山少林寺突然变得远在天边、遥不可及了。
周启森虽然还在继续往前走，但意志消沉之后，不只脚疼，肚子也开始饿了。这县城的深夜，到处都是房子，却不见半个人影，安静得让他害怕，几声响亮的狗叫突然传来，他哆嗦着弯下腰，喘着粗气躲进一条小巷。他从小在农村就怕狗，一边喘气一边快步往小巷中走。偌大的县城中是大片的黑暗，小巷里几乎家家都熄了灯，但仍有一扇窗户还亮着光。他走过去趴在窗台上悄悄往里面看，只见到那昏黄的电灯泡下，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像。
菩萨抱着一个穿红肚兜的小孩，慈眼低垂，仿佛是在看小孩，又好像是在看向他。周启森腿脚一软，便跪在窗前，开始忏悔，嘴里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轻喊“菩萨啊，救救我！”。喊着喊着，他终于撑不住了，开始哭起来，哭得泪眼模糊。
“小孩，你怎么了？”
窗里传出菩萨若有似无的细微声音。周启森不停抹着眼泪，什么也看不清，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到了显灵的声音，又或者是自己的幻觉，他不敢放过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号啕大哭着回应道：“让我回去吧！可不可以让我回去啊！我不是故意给他们下农药的，我后悔了！菩萨！菩萨！救救我！把这些变回去！”
“你给谁下了农药？”
“我的爸爸妈妈……是他们太歹毒了，真的对我太歹毒了……”
“你是哪里人？”
“我是临澧停弦渡的……”
周启森啜泣着，感到两只手轻轻抓住了他的胳膊，虽然鼻涕堵住了鼻子闻不出太多气味，却也能嗅到一点雪花霜的香气。
“你进屋里来。”不是电灯泡下的菩萨，是个年轻女人。
“我不是菩萨，是菩萨的信女。”
女人打开热水瓶，倒了杯温水给周启森：“你给我讲讲，你父母是怎么对你歹毒的。”
周启森抹干了眼泪，双手捧着水杯，才看清楚女人的长相。短发、漂亮、城里人的白衬衣，要不是胸前戴着一串念珠，真像是同学家墙上中国地图旁边挂历上的时髦美人。
“你讲呀！”
女人催促他，他吞下一口温热的水，把自己的一切慢慢讲了出来。
起初，周启森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自己是哪里人、家里是什么条件、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就讲不下去了。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们歹毒的？”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很歹毒，硬要逼我去看死人……”周启森带着哭腔说。
想到父亲逼自己看死人的事，记忆的闸门就被打开了，周启森的讲述慢慢开始流畅起来。
一路上的回想是一种记忆的练习。被迫去的葬礼、打书匠、《水浒》、不吃肉的鼓匠、怎么看待生与死、娘亲的偷情传闻、拜年回家的争吵、偷听到父母对自己的侮辱、买农药、下毒与出走……他事无巨细地讲，掏心掏肺地讲，这些事情憋在心里太久了，从来没有地方可以说出来。
“罪过……”
女人转动着手中念珠，嗟叹一声，然后站起身，让周启森跟过来。她递了三炷香给他，让他在菩萨面前拜一拜，诚心悔悟自己的罪过。周启森照做了。
“这么晚了，你从临澧走过来那么远，也累了，就先在我家睡吧。”
女人把周启森领进房间，说自己一个人住，只铺了一张床，让周启森就睡那张床。
周启森犹豫了一下，还是脱掉了外套和磨得破损的解放鞋，躺了上去。他实在是累了。和家里的煤油灯不一样，女人拉了门边的细线，白炽灯就灭了。周启森看着床头的鸳鸯浮雕，眼皮越来越沉，最后终于缓缓闭上。蒙眬中，他好像听到开门的响动和单车链条的声音。
他想睁眼看一看，她是不是真的走了，但实在是太疲倦，眼皮和身体，都不再听使唤，不能动弹。
这都是梦吗？不，如果是梦，他觉得自己醒过来，回到那样的家里，迟早有一天还是会做出这样的事。
她会不会是悄悄去找公安来抓自己了？那也罢了，大不了一死，死无非就是比疼更疼一点，反正也已经疼够了。再说，也许死了正好，可以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好汉，会不会变成一颗星星，回到天上……
第二天上午，阳光斜着从窗外进来，把他从沉睡中照醒。
他还是感觉很像梦，但那床头红漆的木雕鸳鸯、散发出淡淡雪花霜香味的枕头让他清楚，这是真的。
很快，他被门外飘来的另外一种香气所吸引。
“小孩，吃早饭了。”
女人端了一只青花鲤鱼戏莲叶的白瓷碗进来，碗中插着白瓷汤匙。
那是猪油的香气，女人为他煮了两个白水荷包蛋，只是放了些盐和酱油调味，撒上葱花，舀了勺猪油随汤匙一起浸入热汤之中。
周启森吃得连一滴汤都不剩，甚至不停用舌头去舔碗底的咸味。
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的一顿，以往所有宴席上的大菜都不能比。
3
“先贵！先贵！”
1992年夏末的临澧县公安局，骄阳把一切都照得发白。乔先贵转过身，大厅外台阶的蓝色瓷砖是白的，地面的灰色水泥是白的，车棚的绿色棚顶也被晒成了晃眼的白色。
边三轮的引擎声熄灭，赵定尧把钥匙扣在皮带边，朝着乔先贵小跑过来。
他看起来热极了，灰绿色的夏季警服胸前，浸着大片的汗渍。倒是那一颗颗铜纽扣，在正午的太阳下金光闪闪。蓝底红边，里面印着红五星、黄长城、白色“公安”字样的袖章，也仍是干干净净的。
“你就不能讲究点？这么好看的警服，怎么老是被你穿得松松垮垮，邋遢相，不威武。”赵定尧向来注意形象，见到乔先贵衬衣的下摆都不塞进裤子里收好，就总爱批评两句。
“我刚去‘一完小’那边搞完事回来，太热了就管不了那么多。”
“搞什么事？”
“几个混混在一家小餐馆里面打架。他们拿铁棍搞的，搞成了重伤，现场到处都是血。有两个人送医院去了，有一个伤得很重，不晓得还救不救得回来。”
“那就要看他命大不大了，打架能有什么好下场……”
赵定尧叹了一句，说自己刚从澧县公安局回来，上次联合侦办的抢劫案，给他们送了点材料过去。
乔先贵问是哪个抢劫案，赵定尧告诉他就是去年年底的摩托飞车抢劫案。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两个年轻人，在临澧、澧县、津市一带流窜作案，骑着摩托车搞抢劫。一个人骑车，另一个坐在后面，专门看准了那些有钱的女人下手。不是抢她们的包，就是扯她们的金项链和金耳环。摩托车速度快，人力气也大，好几个女人摔在地上差点骨折不说，有的老太太耳环被扯掉时耳朵肉都被扯下来了，鲜血直流，只可惜仍然没有抓到那两个畜生。
乔先贵说听着都疼，怪作孽的。赵定尧撇撇嘴说好在最近消停了，就是不知道等到了年关，会不会又出来作案。
“不管今后作不作案，还是要赶紧把人抓住的，得还老百姓一个公道。”乔先贵说，等自己手头的事忙完了，也要来跟一跟这个案子。
“你？有空了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眼圈都黑得跟个国宝熊猫似的了！”赵定尧拍着他的肩膀揶揄完，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对了，你还记得我们清明节办的那个事吗？停弦渡覆船村那对吵架后喝药的夫妻？”
“当然记得。”乔先贵问他怎么了。
“他们不是有个离家出走的小孩？澧县公安那边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上个星期被澧县的一个女人登记领养了，运气好呢！”
“哦？”乔先贵面露诧异。
“澧县公安的人说那姑娘家条件不错，人也很好，就是婚姻不太好。她结婚后很久都怀不上孩子，男人就悄悄和别的女人好上了。男人和别的女人好的时候呢，她又怀了孕，生了个女儿，事情发生后，两人离了婚，男人就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跑了……”赵定尧说完，又开始了他的老生常谈，批评如今90年代真是大退步，男人们都开始学国外的那种歪风邪气，讲究风流潇洒，不愿再负责任，所以社会上混账越来越多，好男子汉越来越少。
“停弦渡那个案子啊，我其实……总觉得还有点不太清白。”乔先贵喃喃自语，陷入思考，好像并没有听进赵定尧说的话。
“先贵啊，你有时候就是太轴了。你手上的事情这么多，一年到头不给自己放个假，都累成什么样了？”赵定尧赶紧让他打住，“这个事情已经结案了，你就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但是……”乔先贵的疑虑仍在发酵。
“但是什么但是？90年代有你这样责任心太强的人，我看也不行！现在这个结果是最好的，”赵定尧劝他多想想，“那孩子在澧县县城，不比在农村那样不幸的家庭里面好多了？没准以后还能成个人才，对他自己、对社会都有好处。你说有几个农村孩子，有这样的机会，得到这种条件，改变自己的命运？”
“好吧，你讲得也有道理……”乔先贵轻轻点头，“那就算了吧。”
一阵风吹过来，吹出干燥的沙土灰尘的味道，男人用手掌揉揉眼睛，愈发显得疲惫。
女人打开门缝，只见一位穿橄榄绿制服的公安正扶着自行车把，大拇指正在扳动车铃。
“您好，我是临澧公安局的。我叫乔先贵，请问这里是不是崔静莲家？”
“是啊。”女人只露出半张脸，身体依然藏在门后，平静地回答他。
“你就是崔静莲？”
女人打量着他，点点头。
乔先贵问她上上个星期，是不是登记收养了一个临澧县停弦渡镇覆船村的小孩，名字叫周启森。
“对啊。”崔静莲把门拉开，乔先贵才发现她挺漂亮的，披肩的长发垂在干净整洁的墨绿色连衣裙上，要是笑一笑，应该是个美人，但她完全没有表情，太过冷淡了。
乔先贵想不出一种形容，但他想起不少在工作中见过的死人脸。他暗暗觉得要是他们可以睁开眼与人交谈，也许就是这副样子。
“我可以进去吗？”乔先贵把单车一推，停在门边，把帆布包挎在肩上。
崔静莲让他进屋来，问他有什么事。
“哎呀，你就是周启森吧？”
乔先贵第一次看到周启森的时候，他正坐在缝纫机前看书，双脚轻轻来回踩着踏板，好像觉得那很好玩。
窗外的阳光透过薄薄的窗纱照进来，照在他剪得整齐的平头上，透出棕亮的颜色，也把他白白的的确良衬衣照得通透、干净。这哪里像是农村出来的小孩？他这么恰如其分地待在这个可以称之为“小康”的县城住所里，没有任何不妥。
乔先贵不禁低下头看自己的腰，制服的下摆又忘了塞进裤子里，反倒显得一副邋遢相。
“周启森是他以前的名字，”崔静莲对乔先贵强调，“他现在改名了，叫崔远，跟我姓了。”
周启森转过头，小孩子的眼睛终究还是藏不住东西，惊恐和警惕在他绷紧的脸上表现出来。
“好，崔远。”
乔先贵一边从帆布包里掏出他的海鸥牌照相机，一边解释，“是这样的，你们澧县这边的手续都办好了，但是我们临澧也要走一些手续。我先给你们拍张照，好吧？”
崔静莲走到崔远身边，把手搭在他肩上，看着乔先贵问是要分开照还是合照。
乔先贵说，那就合照吧，举起相机，等他们站好看向这边，拍了一张。虽然他没有说“笑一个”，但在按下快门的刹那，取景器里的两人却都像本能似的，露出了亲生母子一般腼腆但自然的微笑。
如乔先贵料想的那样，崔静莲笑起来的样子挺动人的。
乔先贵把海鸥相机收进帆布包，又拿出黑色的指纹捺印盒和一张白色的卡纸，走过去放在缝纫机台上。
“还要登记一下小孩的指纹。”
崔远乖乖伸出双手，乔先贵不声不响地给他的每个手指都涂上油墨，然后将指纹一一按捺在卡纸上。
“我的指纹要吗？”
崔静莲直勾勾地看着乔先贵的眼睛，乔先贵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不好意思。
“啊，就不用了。”
他把工具整理好，收进自己的帆布包，又拿出钢笔和记事本，“我们聊一下就可以。你收养了这个小孩，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那天去长沙办事，在街上遇到他。看到他穿得破破烂烂的，很遭孽的样子，听他讲话又是我们这边的方言，就问了他情况。他说他是临澧人，父母总是虐待他，他被他爹赶出来，离家出走跑到长沙，我们就遇到了。”
“具体是哪一天还记得吗？”
“4月7号，清明节过了几天。”
乔先贵一边站着书写，一边问崔远是哪天出门的。
“4月1号晚上，清明节前几天。”
“为什么要去长沙？”
崔远小心翼翼地说他本来想去深圳的，就一直往南边走。走了三四天，身上的钱用完了，发现才只到长沙，都没有出湖南，觉得走不动了，就在长沙落脚了。
“又是为什么想去深圳呢？你有亲戚在那边？”
“没有。”
乔先贵抬起头看，崔远的眼神一直在闪躲。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大海，就想去看看海。再又听说深圳打工可以挣钱，我也想挣钱，有钱了就不用受欺负了。”
乔先贵不为所动，问他走到长沙，中间经过了哪些地方还记不记得。
崔远称反正就一路往南边和东边走。到过常德、汉寿、益阳和宁乡，再就到长沙了。
“你身上应该没什么钱吧？路上吃的什么？”
“我叔叔过年都给我一点压岁钱，我一直存着，饿了就买点馒头吃。”
“哪天到的长沙？”
“4月5号晚上。”
“你的……亲生父母分别是4月2号晚上、4月3号上午过世的，这两天你在什么地方？”
“记不清了，应该是走到了常德和汉寿。”
崔远每次说完话，都要闭紧嘴。
“关于他们的事，你知道些什么吗？”
乔先贵忽然发问，小孩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不要慌啊，我就随便问你几个问题。”
“是啊，”崔静莲也在一边跟着说，“这有什么好慌的？”
乔先贵问崔远有没有听说父母是怎么死的。
崔远很小声地回答，说喝药死的。
“可是你家又不务农，农药哪里来的，你知道吗？”
崔远说是他买的。
“你买的？”乔先贵惊讶于这小孩如此坦白。
“是我爹让我去停弦渡镇上的生产资料供销社买的。买完回去的那天晚上，他就把我赶出家门了。”崔远说。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买农药干吗的？你娘知道农药的事吗？”
“没有说，”小孩看着自己的喇叭牛仔裤摇头，“我也不知道我娘知不知道，那天她不在家，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说实话啊，当时我们发现农药瓶子上有你爹的指纹，还有一些小孩子的指纹，我们就想到，很有可能是你的指纹。”乔先贵照直说了，“所以呢，我后来也去你们镇上的生资社问过了。那边的销售员还记得你，她说你当时给她讲，农药是你娘让你买的，这又是怎么回事？”
崔远说那是她听错了，自己明明给她说是爹让买的。
“她听错了？还是你说错了？”乔先贵追问。
“她听错了，我告诉她是我爹让买的。”崔远身体有些向后闪躲，小声重复了一遍。
“好。”乔先贵说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把农药买回去之后，有没有看到你爹把它放哪里了？”
“我不知道，不记得了。”小孩越来越紧张了。
“不知道吗？”乔先贵告诉他，“我们是在你的房间里，发现的农药瓶子。”
崔远咬紧了嘴唇，不再说话，慢慢看向崔静莲。
“他爹想和他娘一起喝药死呗，下药的时候又不想让他娘看见，就躲在他的房间里去悄悄下药了。你问他这么多干什么？他又不在场，怎么可能知道？再怎么说也是亲生父母，他一个小孩，你这样一直问是什么意思？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原本脸色冷淡的崔静莲，忽然变成了护崽的暴躁母鸡，眼神锐利，咄咄逼人。乔先贵赶紧合上笔记本，试图安抚她的情绪。
“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想把事情弄清楚，您别这么大火气。”
“他父母的事情，你们不是已经结案了吗？村里做主把他们家房子都给分了，一块土砖、一片烂瓦都没有留给他，现在还有什么没弄清楚的？”
“弄清楚他们的死，对崔远很重要，对你也很重要。我想弄清楚这件事，不是为了给去世的谁讨公道，而是对这些还在世的人负责。”
“那你们怎么不给我主持公道啊？把我的女儿找到还给我啊！”
一旦牵扯到别的事，就没完没了了。乔先贵说这事不归他负责，但可以帮忙去打听打听。崔静莲知道他打听了也没什么用，板着脸不为所动。
“好好好，”乔先贵把本子重新打开，“那我现在不问他了，问问你可以吧？”
“你想问什么？”崔静莲轻轻拍拍崔远的肩膀，抚慰他。
“我想问问，你是哪一天去的长沙？你说去那边办事，是办什么事？”乔先贵调整了自己的站姿，把正对着崔远的身子转向崔静莲。
“我去长沙？是4月6号，从津市坐船去的。”崔静莲第一句话还在故作镇定。
“我去年离过婚，前夫那个畜生因为我迟迟怀不上孩子，和别的女人好了。后来我给他生了个女儿才知道，他们一家人都是畜生，都知道他在外面找女人，还都帮他瞒着我。我和他离了婚，那段时间压力大，精神也出了点问题，他们那家畜生劝我为孩子着想，让我答应把女儿……”
正说着，一滴眼泪猝不及防滑向下巴，她哽咽了。
“我心里软，为了孩子的成长着想，我答应了女儿断奶之后就跟他。但是怎么想到，他们带着我的孩子，一家人都从澧县消失了，就是去年这个时候。我真的……”她拿出手帕，擤了擤鼻子，“我是听人说他们去长沙了，当时就想到长沙去找我女儿。”
乔先贵不知该如何安慰情绪突然崩溃的女人，只好问她找到女儿了没有。
“女儿没找到，”崔静莲一脸哭相看着崔远，“我找到他了。”
“你是听谁说，你女儿和前夫一家人在长沙的？”乔先贵瞄了一眼她手帕上面绣的一朵宝莲，并没有因为她的哭泣有太多动容。
崔静莲说她前夫是个知识分子，以前是当老师的。前夫给朋友写过信，说自己到了长沙，和那个女人结婚了，一切都很好。
“那这位朋友是哪一天告诉你的？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乔先贵的提问很迅速。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遇到了，他告诉我的。他叫刘平武，是澧县二中的老师。”
“哦？我想想啊……”乔先贵停下笔，瞟着崔静莲的眼睛，“你去年过年的时候遇到这个刘平武，他告诉你，你前夫一家和女儿可能在长沙，然后你直到今年清明节后才过去找女儿，是这个意思吗？既然你这么想女儿，为什么中间等了那么多天才出发，去长沙找他们呢？”
崔静莲先不做回答，走进自己的房里，拉开抽屉，拿出一张信笺纸来，递给乔先贵看。
“你问这么多，”她的声音由远及近，“是不是一直怀疑我不是在长沙遇到的这个孩子？”
乔先贵还没来得及打开纸看，突然被红着鼻子的崔静莲问到了要点。确实被她看破了。
“主要是我从临澧县过来一趟也远，就想尽量问清楚一点。万一到时候不行，又要重新过来，就很麻烦，希望你多多体谅一下，耐得烦一点。”乔先贵按着信笺纸，向她解释。
“还有什么不清楚？”崔静莲紧接着说，她当时在街上遇到崔远之后，不是直接把他带回家了，还是先带他去了长沙的派出所报案。崔远这孩子怕生，听不懂他们说长沙话，只愿意跟她回家，征得长沙公安同意之后，她才把孩子带回来。
“这是那时候那边派出所给的回执单，你自己看，签字、日期、盖章都有。”
乔先贵拆开纸看了看，确实如她讲的那样，印有“长沙公安下河街派出所”抬头的信笺纸上，用钢笔刚劲有力地写了几行简短的接案通知，并有民警签字，加盖了单位公章。
“你问的这些问题，澧县公安局的人都问过了，我也交代过一遍，再问一次有意思吗？我去年过年得到刘平武消息的时候，就去长沙找过我女儿和前夫一次了，我没找到啊！所以清明是第二次去，就隔了那么久，有什么问题吗？”
崔静莲从乔先贵手上拿回那张回执单，轻轻折好，放回抽屉。又从抽屉里摸出一沓小纸片来，找出其中的几张，递给乔先贵看。她说这分别是去年过年时津市去长沙的船票、4月6号津市去长沙的船票，还有4月9号带崔远回来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长沙买的船票。
“我都收着呢，总不会有假吧？”
乔先贵点点头，把这些都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的确，崔静莲的证据很全，但在乔先贵看来，有点太过于无懈可击了，仿佛是准备好要证明什么似的。
“你怎么还不信啊？”崔静莲有些歇斯底里了，“要不我们一起去长沙一趟，问问那边的派出所、饭馆和我们住的招待所？”
乔先贵举着钢笔摆摆手，说这个事情就先问到这里。
“我还想问问，你4月3号清晨三四点左右，有没有骑单车去过停弦渡的覆船村？遇到过一个起夜的老人，问过他三组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崔静莲摇头，“我家单车过年的时候被偷了，也一直没买新的，我哪里来的单车？”
“那你4月3号清晨三四点左右，人在哪里？”
“那我怎么还记得？三四点肯定没起床，在家睡觉啊。”
“你一个人睡的？有谁可以证明吗？”
“你什么意思！”
崔静莲忽然凶起来，乔先贵才发觉自己问得不妥，钻到不该钻的牛角尖里去了。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意思是，父母家人……”
“没有父母家人了，”崔静莲把头扭到一边，强忍着愤怒和悲痛的表情，故意赌气似的，说得很随意，“父母都死了，跟他一样。”
这句话让三个人都伫在那里，只有阳光照射下的灰尘在散漫飘动着，安静得连屋外草丛里的蛐蛐叫，都显得格外吵人。
过了好一会儿，乔先贵又说了一句“对不起”。这谈话越来越难以进行下去。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走，”他松了松自己的衣领，“你当时把他从长沙带回来这边，为什么不直接送到临澧县，送他回家呢？为什么要把他留在自己身边？”
“是我求妈妈收留我的！”崔静莲还没开口，崔远忽然近乎果敢地大声吼出来，“他们早就都不要我了，那里不是我的家！他们打我！骂我！侮辱我！”
这屋子乔先贵再也待不下去了，明明这么亮堂，也不缺家具和物什，却冷清得让人心里发凉。
“好，我今天就问这么多，打扰了。”
他把笔记本和钢笔收进挎包，口干舌燥。
乔先贵推开门的时候，赵定尧正坐在窗边看报纸，他呷了一口茶水，把搪瓷杯放在办公室窗沿上。
“老赵，听说那个摩托飞车抢劫女人包和金银首饰的案子破了？”
“是啊，破了。”赵定尧的回答很简短，似乎不太想和他搭话。
“恭喜啊！恭喜！恭喜！讲讲嘛，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好讲的，很简单。我就想那两个人曾经在临澧、澧县、津市一带作案，又没有被抓，说明他们对地方很熟，几边都跑得多是不？再一个肯定也穷，才想抢劫吧？但是摩托车可不便宜。那什么人他穷，又还买得起摩托车，又还开着到处跑？我就想会不会是跑摩的的嘛。然后联系了澧县公安和津市公安那边的朋友，从在这三个地方跑过摩的的人里找。”
“这么容易就找到了？”乔先贵有些不敢相信。
赵定尧说可不容易呢，一开始根本没找到。不过他后来转变了一下思路，从开爬爬车和慢慢游的人里面找。找到一对住在澧县张公庙的父子，他们之前是在三个地方开慢慢游的，后来听人说摩的利润高，更赚钱，就卖了慢慢游，借了一些钱买了摩托车，结果赚的钱却比开慢慢游少多了。
“毕竟我们这边经济也不发达，消费得起摩的的人，哪里有坐慢慢游的多？父子俩欠一屁股账没钱过年，就心生歹念了。”
“厉害！”乔先贵给他竖起大拇指。
“我这叫懂得轻重缓急。你看，案子也破了，人也抓到了，局里还说要给我立功呢。”赵定尧撇撇嘴，显然话里有话。
“当然该立功啊！你这可真是为民除害了。”乔先贵却显然没有听懂他的话外音。
“先贵啊，我听说你又跑到停弦渡镇去了？”赵定尧摇摇头，照直说了。
乔先贵嘿嘿一笑。
“我上次去澧县，拿到了那对夫妻小孩的指纹，和农药瓶子上的确实是对上了。我还给他们照了相，今天拿相片去找那边村里的人认。那小孩他们倒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说‘这个就是周启森呀，现在都搞得这么潇洒阔气啦’，但是那个女人没对上，起夜的老人说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短发、面容削瘦，但是她现在头发不是短的，脸也不瘦，说看着不蛮像。其他人就更没印象了，当时来村里的那个女人，骑着单车，也没谁那么仔细看她的脸。”
说完，乔先贵也喝了一口茶，被烫了舌。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怪。通过和他们对话，我认为这个小孩和收养他的那个女人，都不简单。”
“你总不会在怀疑是小孩下的毒，毒死了自己的亲爹亲娘吧？”赵定尧问他。
“我是这么想的……”乔先贵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有继续查才能搞得更清楚。继续查的话，那要下大功夫。”
“我说先贵呢，你就不要搞那些天方夜谭了！这种家庭，最后成了这样，我讲句不应该的，这就是命哪！就算是和小孩有关系，那小孩谁养的谁教的？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他们自己没责任？”
乔先贵知道赵定尧为什么生气了。他顿了顿说，责任归责任，自己也觉得他们挺可怜的，如果那个男人有点本事，家里条件好点，也不至于成这样。
“谁又说他没本事呢？他在他们那行，也还做得挺好，有名气啊！不然哪来那么多做红白喜事的愿意请他？只不过，他的这门本事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养不起他的家庭了。他自己看不到这一点，或者看到得太晚了，这要找谁说道理去呢？”赵定尧一边看报一边说，人再穷再苦，死后入土为安，也就不可怜了。
“我们做的这份工作，主要是安慰还活着的人，让他们少一点可怜。”
“你比我聪明，”乔先贵点点头，放下茶杯，“说得有道理……”
乔先贵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赵定尧倒是来了火气。
他把报纸压到一边。“哎呀，你每次都这样！每次都说我有道理，一转身又还硬着脑袋钻牛角尖，没完没了继续给自己揽这些事情搞！责任心这么重，身体吃得消吗？我看你才最可怜！石膏厂那边的事情马上又要交差了，上面不也让你早点结了？你就不能赶紧把石膏厂的事搞完了去歇两天？”
乔先贵笑了两声，笑得一阵咳嗽。身体确实不怎么好了，自己其实也知道。
咳完了，他捶捶胸口，给赵定尧敬了个礼。
“赵定尧同志，这次我真听你的！”
2004年冬天，临澧县公安局的大厅门口，有人搭着人字梯，开始挂过年的大红灯笼。
赵定尧坐在临澧县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内，推开窗户，看细细的雪絮飘在楼下大众桑塔纳警车上，不见了形状。
他想起那个骄阳把一切都晒得发白的夏天，自己从边三轮上下来，把钥匙扣在皮带边，叫一个同事的名字，朝对方小跑过去。
赵定尧凭老资格调换岗位，负责情报和资料的案头工作已经很多年。不用像年轻小伙那样经常外出劳累，有时却也寂寞了点。
他平日里还算清闲，但现在公安系统慢慢进入计算机时代，最近局里根据上头要求，安排了整理旧案宗、将档案电子化联网的任务，就有点忙碌起来。好在他学习能力一直不错，对于电脑设备算上手快的。
桌面上的牛皮纸卷宗袋，负责人一栏的冒号后面，写着那个老同事的名字。
赵定尧点燃一根烟，试图想起他的长相，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那时候他们都年轻，他长得其实比自己帅，但不注意形象，邋里邋遢的，衬衣的下摆从不塞进裤子里。他挺喜欢钻牛角尖，眼神里总是透着认真和笃定的光亮，仿佛从来没有松懈过。
但唯独那一次，他听了自己的劝说，放下了这个本已结案的案宗，去跟另外一个石膏厂的案子。
也许是天太黑没看仔细路，也许是身体不好犯了晕，早起去往石膏厂的山路上，他和他的自行车都从坡边掉了下去，落在山底清晨白雾间挂满露水的藿香草丛里。
听说被人发现的时候，他的手都还紧握着挎包，里面有一台海鸥牌照相机，那是局里的公家资产，他平时一直小心翼翼地爱护着。
赵定尧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指纹捺印的卡纸，那是一组小孩的指纹，上面写着“崔远”的名字，是他当年骑着自行车，去往隔壁县城取证回来的。
要是当初没有教训你，劝你放过这个案子，你现在又在哪里呢？
应该还好好活着吧？也讨老婆、生小孩了吧？
乔先贵啊……
赵定尧眼眶里饱含着泪花，没有落下来。窗玻璃上冷凝的露珠饱和了，却成了一道道水痕往下流。
他揉了揉眼皮，把这张来自1992年的卡纸放上扫描仪，收进指纹库。
他仅仅是完成当下应该完成的工作。
4
“接下来是我们最后的一首歌——《爱玲》。”
同暗红色沙滩公园大门相连的传达室，现在是音乐节安保工作的临时指挥中心。罗门抬腕看手表，等身边安保工作的总指挥、治安管理大队的刘勇打完电话。电话有漏音，那头局里的领导在严厉批评刘勇，遥远的舞台那边，却隐约传来主唱低沉的嗓音。
“来吧亲爱的来到我的身边，我给你讲一个乡村的故事，也许你会说这是个孩子的童话。那个男人捧着采摘的鲜花，牵着一匹黑色的骏马，乘着落日带着你去收割庄稼……”
半小时前，林立莲把调查凶器如何带入现场的任务交给了罗门。
那把沾血的匕首看起来是很专业的刀具，黑色的橡胶手柄配上笔直的刀身，造型简单朴素，却透出瘆人的“实用”气息。现勘人员在拍照的时候量过，刃长20公分，全长33公分多，接近刀柄的冷钢上刻了一串简短的字母，但又不是英文。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带得进来？罗门想了好几种突破安保的办法过来请教，都被刘队一一反驳，正好领导打电话过来，得以中场休息，他可以偷偷听几句歌，转换一下思路。
“无论你有多么无比的宽容和坚定，生活每天上演新的悲剧，这其中也许有我和你。有什么不好，我们就停留在这里？不需要继续，还是要继续？”
罗门挺喜欢这支乐队的，无论是歌词的意境还是音乐的风格，都对口味，但是今天在后台碰了面，却不好意思打招呼。性格内向，没办法。
“罗门，你刚才说凶器是在音乐节之前就藏在现场的这个假设，我不敢打包票，但可能性肯定是很小的。音乐节开始之前，我们已经在区域内进行了几轮地毯式的清场检查，只差没有挖地三尺了。”
刘勇挨完批评挂了电话，中场休息也结束了。
“那有没有可能，是从水上偷偷带进来的？虽然音乐节现场在橘子洲上是完全封闭的，进出你们安保都管得很严，但我看里面也有河滩是临水的。如果凶手带着刀，乘小艇渡湘江过来呢？”
“这个可能性更小，在预案里面也早考虑到了。”刘勇摆手否定，“观众可以通行的江滩，我们都有安排人手值班和巡逻，不仅防止逃票，更是为了预防溺水事件。真有小船小艇过来肯定会发现的。”
“而且这次安保是联合任务，湘江水警也出动了，派了三艘机动艇在水面巡逻，别说小艇小船了，就算他是游过来的也肯定早发现了。”
治安管理大队的另一位同事补充完，灵机一动向刘勇建议，要不让他把那把刀的照片给高哥看一下。
“高哥现在在哪里？”
“应该就外面大门口吧，你不是安排了他负责检票处的工作？”
刘勇让他把高哥叫进来。
罗门好像听说过“高哥”这位同事，但又记不清具体是谁了。刘勇挨了领导批评，不耐烦归不耐烦，还是开口告诉他，高哥在安检一线干了挺久，是个老手，对管制刀具的知识相当丰富。
“这是战术匕首咯！俄罗斯的不死鸟‘凤凰’军刀，上面的俄文就是‘凤凰’的意思。这刀漂亮啊，很厉害的，只有精英特种部队才装备，还被那边当作国礼送给一些政要首脑或者英雄楷模。”高哥进门不废话，看了看手机上的照片就做出了判断，“真货非常罕见，平常人难得摸到，不过这把嘛，肯定是国内厂家仿制的，仿得还不错。”
罗门问他仿制的好不好买到。
高哥说，那就要看有没有门路了，现在网络时代，说很难买也不至于，但肯定是个懂行的，有点门路的人才会买这个。
“那……”罗门瞟了刘勇一眼，小心翼翼地问了句，“你们搞安全的，是不是多多少少都懂点这个？”
“我确实是这行干久了，才成了个刀具迷，但是懂不懂刀最主要还是看感不感兴趣。”高哥想了想告诉他，应该说，对于管制危险物品，他们肯定比一般人更懂，但这种懂和罗门想的那种懂不是同一个意思。
“罗门，你什么意思？”听了高哥的最后一句，刘勇这才反应过来罗门话中有话，把脸一沉。
“刘队，根据高哥的介绍，我刚才冒出一个想法。我们之前讨论了那么多可能性，或许有个最简单的办法被忽略了。”罗门照直说了，“我想问问您，今天参与音乐节安保的所有工作人员本身会被安检吗？”
“我知道你是想说这个，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您误会了，我不是怀疑警队里自己的同事。但是主办方合作的那些保安公司的保安，他们执行任务进场的时候，会被安检吗？”
传达室内安静下来，每个人都面色凝重。
“原则上是要检的。”高哥回答他。
“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检得不严咯，他们很多人都是一个公司的，就随便摸两下。”高哥看了看刘勇脸色，还是照直说了。
传达室内的几人再次陷入沉默，罗门的手机突然亮了，响起一阵铃音，是林立莲打过来的。
“林队。”
“你那边怎么样了？”
“暂时没什么进展，我在想……刘队这边安保做得这么严密，还能把凶器带进来，是不是安保队伍里面，本身有人出了问题。”
“张伟和杜然那边虽然还没找到血衣，但是他们根据包厢环境和死者姿态提出了一个猜想：死者当时没有防备，行凶前两人也没有发生冲突，是趁其不备下手的。凶手很有可能和死者认识，关系还不错。你懂我的意思吗？”
罗门皱着眉头转了转眼珠，告诉他懂了。
“另外，浩南那边关于监控器的事情，发现居然是死者黎万钟自己破坏的。他拿了一个喇叭状的东西对着监控器，监控器就坏了，不像是你说的那种激光。但具体是什么原理，也还不清楚，你这边查凶器的时候，也留意一下这个喇叭，我把浩南的截图发给你了……”
罗门说好，林立莲正准备挂电话，罗门又突然说等一下，让他先别挂。
传达室的门打开了，一位年轻警员扶着一个穿保安制服的消瘦中年人走进来。
“高哥，这个人跑过来，说他要自首。”
“人是你杀的？”
罗门这么问，但大家心里清楚，这人瘦得弱不禁风，面相挂着疲态，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不像是个可以干净利索杀人的。
保安说不是，他没有。
刘勇问那为什么自首。
“听说有死人了，保安们都在传……”他腿打着哆嗦，又惊又怕，“刀是他找我带进来的。”
罗门把手机上的照片给他看，问他是不是这一把。保安看到刀上的血渍有些怕，缩着脖子连连低首点头说是。
“我真的不知道，会搞成这么大的事情！我真的没办法，老婆跑了，爹也去世了，有个娘，还有个儿子要读书，实在是缺钱用……”这男人表现得很是懊悔。
罗门不停打量着他，轻轻问了一句：“你有过前科吧？”
消瘦的保安抿抿嘴，回答说：“有。”
“哪一年？什么事？”
“08年、11年，扒窃和盗窃，关过一年和两年。”保安眼睛一闭，就挤出了眼泪来，说实在是没办法，不然绝对不会答应他的。
罗门不为所动，继续问男人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国武。”
“你吸毒的吧？”
罗门语气很温和，刘国武却吓得浑身一抖，过了快半分钟，才缓缓吐出一个字：“吸。”
刘勇在旁边“啧啧”了两声。
“最近吸了吗？”
“没有。”
“你想清楚再说，”罗门提醒他，“要不要现在验个尿？”
“大前天……吸过。”
“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做好了思想准备才来的吧？那就比较好办，你应该清楚越早交代，对你越有利，”罗门拍拍他的肩膀，又把手插回自己口袋，“讲讲怎么回事，是谁让你把刀带进来的？”
他说是军哥介绍的。
罗门问哪个军哥。
“张文军。”
“哦，我知道他，高桥那边的吧？喜欢打架，也坐过牢。你们是在里面认识的？”
刘国武点点头。
“这个张文军，为什么让你把刀带进这里来？”刘勇厉声喝问，“他人现在在哪里？！”
刘国武赶忙说，不是张文军让他带的，是张文军介绍的人要他带的。
“那人是谁？”罗门问。
“我不知道他是谁。军哥只是告诉我，听说我们公司接了音乐节的安保业务，有个和这次音乐节相关的外快介绍，有点风险，问我做不做。我问他什么风险，他说只要我答应，会有人给我打电话，风险和报酬直接和那边谈，我就答应了。”刘国武抹掉眼角的眼泪，“他说有个欠他钱的老板平时不好接近，会去那个音乐节。他要在音乐节上找老板催债，让我帮他带个家伙进去。我问他会不会真搞，我说真搞那我不行，他让我放心，说绝对不会，只是起个威慑作用，家伙都不会开刃的，我就答应了。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起码一千五，他也没讲价，说先给我五百，办完事再给剩下的一千。”
“你觉得这刀要没开刃，能一刀就把别人脖子给抹了？”懂刀的高哥问他。
“他给我的时候真没开刃！我拿进去之前检查过，确实是没开刃的，不然我绝对不会答应他。”
“他就不会先骗你，等你拿进去再自己开刃吗？”罗门摇摇头，“你把经过讲仔细一点，他怎么把刀给你的，你又是怎么带进来的？”
刘国武说那人给他打电话，约了一个地方，就在太平街附近的一条巷子里。给了他五百块钱的现金和那把刀，用黑色塑料袋包着。那人说演出的第二天会来找他，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在公园西南角的公共厕所排队，让他在3点半左右去那里等，把刀藏在袖子里，然后那人会装作熟人过来，说要去上厕所，让他帮忙拿下包，这时他就把刀放在那人的包里，然后把包里那人准备好的、用信封包好的一千块钱拿出来，交易就算两清了。
“所以你和他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太平街附近的巷子里，什么时候？具体哪条巷子？第二次是在今天下午3点半，他长什么样子，你应该记得吧？”
刘国武说第一次是在四天以前，下午4点多，快到5点，就太平街很多卖宠物的那条巷子的一个十字路口，一家保险公司楼下，对面是王府井百货的地下车库。那人每次都戴个口罩，所以没见过脸，个子不矮，看上去至少有一米七五，不胖，是那种很流行的发型，年纪应该不大。
“什么叫很流行的发型？”
“就是那种两边少、中间厚的。”刘国武指了指传达室门外走过的一个年轻人，说就像他那样。
“你两次见他，他分别穿什么衣服？”
“两次都是黑衣服、牛仔裤，没什么商标。”
“鞋子呢？有注意吗？”
“运动鞋，白色的，好像是耐克。”
“还是有点特征，得找找这个人了，”罗门把脸转向刘勇，“门口的监控……”
“我那里有，我去安排。”高哥说完，刘勇点头默许。
“我再打个电话，让市局那边视频侦查大队的帮忙跟一跟。”罗门一边拨号一边默念自己脑海中的时间和范围，从8月20号下午4点半开始，人民保险门口、王府井百货车库出口的对面。那应该就是春天百货后面，药王街，都靠近黄兴中路了。天心区坡子街派出所的辖区。
“不过……今天下午和他见面，我从他包里摸装钱的信封，摸到里面有一件衣服，感觉还汗湿了，好像是穿过的。”等罗门打完电话，刘国武说。
“你的意思是，他很可能换过衣服？”
“我是这么猜的……”刘国武两手相握，缩着脖子说，总感觉那人非常谨慎。
“你今天下午拿了他的钱，钱呢？”
“等一下。”刘国武掏出钱包，正要展开拿钱，却被罗门喊住，“你把钱包放桌上，别碰那些钱了。等下我同事来了，要测指纹的。”
刘国武赶紧放下钱包举起双手，像在投降似的。
“对了，你说他之前打电话给你，通话记录里电话号码还有吧？”
“有，是个座机。”
刘国武赶紧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出号码给罗门看，刘勇也凑了过去。
罗门盯着那串号码，脸上慢慢显出古怪而困惑的表情，像是丢了魂似的。
那不过是个普通的0731开头的号码，刘勇问他怎么了。
他眨了眨眼，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说不可能啊。
刘勇问什么不可能。
罗门倒吸一口气，胸口的紫色机械怪兽印花，随着他胸腔的起伏愈加显得狰狞。
“怎么会是我的号码？”
小胖在前面用身体抵开虚掩的门，林立莲往传达室里走。
罗门说那句“怎么会是我的号码”时，正好对着林立莲的脸，好像是在问他似的。
大家都看向林立莲，林立莲则看着罗门。
“什么你的号码？”
刘勇和治安管理大队的同事，还有那个名叫刘国武的保安，所有人都有点蒙，好像也没太懂罗门这句话的意思。
“林队，嫌疑人之前给帮他带凶器进来的这位保安打过电话，但是现在，通话记录上显示的是我的号码……”罗门有些慌，把手机拿给林立莲看。
“是你家的号码？”林立莲看着那个号码，“还是局里办公室的号码？”
“那倒不是。”罗门回答，那是他乐队排练室的号码。
“排练室？”这个词林立莲有点陌生。
罗门向他解释，就是乐队用来练歌和彩排的地方。乐队音响的噪声比较大，弄得不好就扰民，所以一般都要找个固定的地方，做好专门的隔音处理，来排练自己的音乐。
“你排练室在哪里？还专门装了个座机？”林立莲问。
“五一新干线的七楼。”罗门继续向他解释，他们乐队这个排练室的租金加上隔音和改造的费用，还挺贵的，但又不是每天都有时间去搞排练。不用的时候，也就出借给别的玩乐队的朋友搞排练，收点使用费回点血。朋友介绍朋友那种，大家不一定很熟。去年就有乐队成员建议装个座机，方便在里面排练的乐队，和想去排练的乐队沟通安排时间，不至于撞期。
林立莲问有多少乐队在那里搞过排练。
罗门告诉他还不少，五六个吧。
“电话是什么时候打的？这个时间点谁在你的排练室，你知不知道？”
“四天前的下午。”罗门昂着头回想，但好像记不起来了，又去摸自己的手机，说不太清楚了，得问一问乐队的朋友。
林立莲按下他的手，让他先等一下。
“你乐队里都是些什么人？”
“就一个打鼓的，赵公子，网络公司程序员；一个弹贝斯的，多多，湖南师大读大四的学生；还有一个弹吉他的，老崔，做烟酒生意的；再就是我。”
罗门让林立莲放心，说都是些好人，他可以担保。林立莲考虑了一下，把手收了回去。
“帅！哥！快！接！电！话！啦！”
正当罗门要拨打电话的时候，小胖的手机突然发出巨大的搞笑铃声，吓了在场的人一跳。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胖赶紧关掉响铃，再去看来电显示，“是局里情报组的电话，开免提？”
林立莲点点头，那头传来声音说，凶器上的指纹匹配上了。
“这么快？”林立莲有点吃惊，有指纹就意味着很可能有案底，证实了惯犯的猜测。
“林队，你们发过来的图，刀身金属部分有一组指纹的纹形和特征区都很清晰，一面有三枚指纹分别是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另一面有一枚指纹是拇指，感觉可能是用力摁住刀背的时候留下的。”
“这听起来像是在磨刀开刃？”旁边的刘勇很快反应过来，“对上了！刚才不是说刀带进来之前没有开刃吗？”
电话那头继续说，技术部门通过计算机对比在数据库里检索到一组相似的小孩指纹，通过比例放大，再对比之后发现是同一人。
“小孩？”
在场所有人都一脸惊诧、不敢相信的表情。
“对，当时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不过到现在已经30多岁了。是1992年常德市临澧县停弦渡覆船村一对夫妻喝农药自杀的案子，这个案宗记得挺详细，很有那种老公安的作风。本来已经结案了，说是夫妻矛盾导致的自寻短见，根本没提孩子有什么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快半年后，又补录了一组非常清晰的小孩指纹进来，也没交代原因。”
“临澧县？这不林队的老家吗？”小胖突然想到。
“对哦，老林是常德临澧人。”刘勇也记得这回事。
“当年我是从临澧的修梅镇派出所考到长沙来的，停弦渡就是我们隔壁镇。这个案子我记得啊……”林立莲拿手掌揉了揉脑门，“那时候我有个朋友在停弦渡派出所，出警的时候太懒散还挨了县公安局刑警的批评，晚上特地过来找我喝酒说这个事。这家人姓周是吧？小孩子应该也姓周？”
“本来是姓周，叫周启森。不过后来被隔壁澧县的一个女人收养了，改了姓名，叫崔远。”
刘勇问他有没有过前科。
“这边暂时没有记录。”情报组的同事否定道。
“他的身份信息呢？全不全？身份证号、近期照片、手机号码这些。”
“正在跟进，应该问题不大。”
“好，辛苦了！你先把他的照片和身份信息全部调出来，赶紧发到现场。我们马上开始在现场组织警力找这个人。”刘勇弯下身子，双手撑在桌子上，急急朝电话那边吩咐。
他转过头，好像听见有谁说了句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刘勇抬起头，才知道林立莲问的不是他，而是罗门。
这个刚才还很有干劲的小伙子忽然变得目光呆滞，脸色很难看，身体也有些摇晃，像要站不稳，嘴唇在轻轻抖动着说话。要安静下来，看着他的嘴，才猜得出来他是在念着什么。
“老崔？”
林立莲歪着头感到困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念对了。在场的人都看向罗门，他的目光反而只能四处游离，不知道该和谁相对，尤其是紧盯着自己的林立莲。最后他只能埋下头，撬开自己不由自主紧闭着的、干燥的嘴唇，小心翼翼又有所躲闪地告诉林立莲，崔远就是老崔，他乐队的吉他手。
“什么意思？你说这个人是你熟人？”刘勇第一个反应过来，瞬间点燃了火暴脾气，大声质问他，“你干什么吃的？一个警察，身边有人谋划作案，一点察觉都没有？”
罗门一个踉跄，往墙边躲避，无法回答他。
“你干什么吃的？开什么玩笑！惹出这么大的事！现在不只你们刑侦，还有我们治安管理大队！我们分局所有人，都在补你这口锅！”
刘勇开始焦急地在传达室小小的屋子里来回踱步：“这个老崔人现在在哪里？！你知不知道？”
“罗门，你先冷静下来，不要慌，不管怎样，我们得先把人找到。”林立莲倒是比较镇定，问罗门今天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就我收到你们消息，去现场之前……”罗门仍然一脸蒙相，说他当时和乐队的几个人一起看演出，老崔也在。本来商量着晚上一起去吃夜宵的，后来给他们说这边发生了案子，去不了了，让他们别等。
“天啦……如果真的是他干的，那胆子也太大了！还和你一起看演出！”小胖在一旁感叹。
“你们本来约的去哪里吃？”
“四方坪的劲松烧烤。”罗门回答林立莲。
“那你直接给你队友打电话，问下他们还有没有在一起。”林立莲吩咐。
“这……会不会太直接了点，弄不好要打草惊蛇呢！”
刘勇不太赞成这个提议，小胖在一旁也点头认同。
“你们想想，罗门当时告诉他们这边发生了案子，这个崔远绝对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他又不是第一天认识这个警察，胆子这么大，要么根本就不怕被抓，在等着我们找上门；要么现在早溜了，怎么可能还和罗门的朋友们一起吃饭？”林立莲说，如果真在一起，那就一边直接和他谈稳住他，一边安排人赶过去，当然这概率很低。如果已经分开了，问清楚他们怎么分开的、时间和地点，是在音乐节现场还是在外面分开的，这对当下的情况最关键，有利于调整警力资源的分配，弄清楚是该集中在演出现场还是外围找人。
“可万一罗门的其他队友也是同伙呢？”刘勇还是有所担心。
“这应该不可能的。”罗门的反驳很小声，也很无力。
“你刚才不也说你乐队的人很可信？还打包票呢！”
“老刘你别吵，我知道你今天受了气，有情绪，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确定有效信息，把人给抓到。从现场的情况看，团伙作案的可能性确实很低。再说乐队一共就四个人，同伙作了案，还一起约警察吃夜宵，我认为不可能。”
林立莲说完，让罗门赶紧打电话：“你放轻松点，按我们平时的规矩来，只问该问的，不要透露不必要的信息引起恐慌和麻烦，出了事我负责。”
罗门深吸一口气，翻了翻通讯录，犹豫了一下该打给谁，然后拇指按向“赵公子”的名字。
“喂，罗门？”
小胖快速拿出纸笔，在一旁等着记录关键信息。
“那个，你们去吃烧烤了吗？我干完活了。”
“没去，老崔出了橘洲才想起来有点生意上的事情说吃不了了，多多又觉得两个人吃也没意思，要回学校，我们就散了。”乐队成员在电话那边回答。
“你和老崔在哪里散的？”
“我们坐地铁出去的，就五一广场啊。我帮你把琴和合成器放排练室了。”
“哦，你们什么时候散的啊？”
“8点钟的样子吧，怎么了？”
“没事，我就问问，老崔有说他去哪里吗？”
“没有，你找他？给他打电话问啊。”
“一点小事，想问问他上次河西买琴的地方，反正我也不急，下次排练再说。我先挂了……”
“哦，拜拜！”
罗门挂掉电话，打开手机相册，翻出一张照片来。照片中的人戴着白色鸭舌帽，背着吉他站在舞台的灯光下，微微偏头，看向按在琴弦上的左手手指，右手则拿着黑色的拨片，在划拨琴弦。
“你感觉像这个人吗？”
罗门最先拿给那个前来自首的保安看。
“应该是他！”保安指着他的鞋子让在场的人看，白色的耐克鞋！
“肯定是他，你想想，你们的排练室在五一新干线，不也离他们给刀的地方挺近的？”刘勇凑过去看照片上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也就是说，现在他已经离开音乐节现场了。”
他和治安管理大队的同事脸上都稍微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凶手至少不会在安保责任区内再次造成威胁了。虽然事情已经发生，责任不可避免，万一消息传开造成恐慌，后果也难以预料，现场的安保仍然不能松懈，但今晚主要的压力，已经从他这里转移到了林立莲带领的刑侦大队这边。
“他家住哪里你知道吗？”林立莲问罗门。
“他没买房子，但是在雨花亭新建西路那边开了一家烟酒店。店里有个阁楼，平时就住阁楼上。”罗门回答。
“多大年纪了，家人呢？”
“今年36，父母早不在了，他也离过婚，现在就一个人。”
“你自己有心理准备了吧？看现场你也知道，虽然没查到前科，但这肯定不是第一次作案啊……”
罗门闭紧嘴唇，没有回答。
“罗门有他的电话号码，不知道还在不在网，要不要找技术做SIM卡的基站定位？”小胖向林立莲建议。
“可以，你去联系。不过估计对方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SIM卡可能已经换了。尽量找到手机的IMEI码[16]，再通过手机来定位。”林立莲吩咐，“我把这边现场交给浩南，然后分头行动。你给杜然、张伟打电话，让他们开车过来接我和罗门去地铁五一广场站找监控，然后就去联系技术弄手机。”
“我要不要……试着打个电话给他？”罗门在一边很小声地说。
“你不要抱有幻想了，这种劝自首是劝不来的。他能在你眼皮底下做这些事，你还指望他把你当朋友吗？”
林立莲语气很平静，却不容置疑。
“我还是觉得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就不要多想，把你手机先交给我保管。电话打不打、什么时机打，等小胖查SIM卡之后再看情况，我们现在先去五一广场。”林立莲拿着罗门的手机看了看时间，低着头说，“今晚抓不到人，谁也别想回家。”
“就是他！”
地铁站值班室内，仪器亮着红色绿色的指示灯，显示器左上角的计时数码在不停跳动。
在“20：03：16”的时候，罗门叫了暂停，用手指着一个头戴渔夫帽、背着吉他箱包的背影。
刚才张伟开车通过橘子洲大桥，驶向五一广场的路上，林立莲给后来的两位同事大概讲了一下嫌疑人崔远的身份，以及他和罗门的关系，两人听后纷纷表示惊讶。
张伟一边开车一边问罗门，是不是上次来警局找他，和杜然一起见过的那位。
罗门说是，杜然也就想起来了。那次顺路，四人一起走过一段，那家伙还在路边商铺买了康师傅冰红茶请客。
如今画面暂停，张伟和杜然反倒齐声表示认不出这个背影来了。
“这个人就是崔远？”
林立莲让画面继续，屏幕中的人影转身露出了正面，但是戴着口罩，看不清脸。
“有点反侦查意识啊。”在一旁叉腰的杜然评论。
“往地铁站四号口的方向走了。”
大家把视线转向另一台显示器，快进了时间。
“从四号口出去了，平和堂商场大门的方向。”
林立莲的手指顺着背吉他箱包的人影移动，直到监控画面之外。
“到这里就没有了是吧？”林立莲转头问地铁站的执勤人员。
“没有了，外面道路上的那些监控得到派出所才能看到。”对方回答。
“太慢了，上钩的鱼不能让它跑了……”林立莲停顿了一下，吩咐道，“张伟留在这里，把画面截图，拣清晰的截，然后发回局里的情报组，让他们来跟街道上的安防监控。罗门和杜然跟我一起去外面找附近社会面的监控。”
“没问题。”张伟答应。
“社会面的监控去哪里找？”杜然问。
“地铁四号口外面就是平和堂，先去那边问问吧。”
平和堂是一家日资经营的老牌商场，因2012年钓鱼岛事件，曾遭到极端示威者的打砸抢，但事后很快修缮并重启营业。商场不断折转的电扶梯，周围是玻璃包裹的设计，仿佛置身一个镜中世界，可以让人很清晰地从各个角度看到自己的样貌和身前身后的仪表。
罗门看着镜中的自己，忽然想到那年出事，自己是参与了执勤的。
当时他满脑子都是困惑。表达诉求当然没什么不好，但是那些往日里看起来温和平常的市民，为什么忽然就变成了激动和暴力的面孔？他不理解。而如今，他更不能理解，那个平日里斯斯文文、颇有书生气的老崔，为什么做出了这种事。
每天都能见到的脸到底有几分真？生活的碎片如何构成了一个人？
恍惚中，他意识到现实情况是——老崔做了这种事，至少乐队已经垮掉了。拜他所赐，自己心中很重要的东西，刹那间崩塌了。
“出现了！”杜然指着商场监控的屏幕，画面中戴渔夫帽的人从五一广场地铁四号口出来。没走几步，在一个自弹自唱的街头歌手面前伫立了片刻，听他一曲演完，走上前去和他说了几句话。
林立莲问：“他好像把自己的吉他给了这个人。他是谁？”
罗门缓缓摇头，表示不认识，只说那把琴还挺贵的，好几千块。
“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商场门口好像已经没人在搞表演了。应该就是个卖唱的大学生吧，五一广场经常有这种。”杜然从肢体动作判断，这人好像对崔远把吉他给他挺意外的。也许本来是不认识的人？崔远是不是为了处理吉他，就送给他了？
“嗯嗯，有可能。”罗门认同他的看法。
“喔唷？你们找的这人转身进了商场啊。”平和堂商场的安保主管指着屏幕中的崔远，然后在键盘上敲击了几次，说要调到三号监控看一下。
“他进商场干什么？”
平和堂一层多是餐饮美食商铺，还有一家超市，但崔远没有光顾它们，他似乎有着很明确的目的地。
“在往电梯的方向走，估计是上楼了。”
安保主管切换画面，这次是电扶梯的监控。崔远踏上阶梯，在那个电梯的镜子空间里，不同玻璃反射出他的许多身影。
“你看！你看！是他，他这是在盯着监控！”杜然反应过来，有些激动。
他抬起头，渔夫帽下，那张戴着口罩的脸望向这边，眼神里没有任何情绪。
“看看他去了哪里。”林立莲说。
“四楼，这层是运动服装区。”安保主管再次切换画面，老崔的身影进了一家耐克的店子。
“能看到店里的监控吗？”
“我这里看不到，不过店家自己肯定装了监控的。”
“我下去四楼看看？”杜然向林立莲请命。
“等一下，”林立莲转而对商场的安保主管说，“你把画面快进看看。”
监控中，商场这一层的客流量并不大，接着走进耐克店的顾客也只有一对男女。继续快进，一个穿着黑色运动短裤和薄款连帽外套的人，提着专卖店的纸袋走了出来。
“这个穿连帽衫的人，是不是就是崔远？”林立莲指着屏幕上人影的手腕，“他换了衣服，但是手表和刚才是同一款。”
“应该——”罗门凑过去，仔细分辨，“是的！这表我认识，看身材也是他。”
“他好像把口罩摘了，换个监控试试，看能不能看到他正脸。”
“那我就继续快进了啊。”
显示屏上的画面切换了几次，随着崔远的人影经过电梯、超市、餐饮区，直到大门口，终于出现那张淡漠、没有表情的脸。
林立莲的手机开始振动，是小胖打过来的电话。
“林队，技术那边来消息了。崔远手机的SIM卡和IMEI，最后和基站的握手信号都是在五一广场平和堂商场附近。”小胖在电话那头说，“他可能在那附近，把电话卡丢弃了，手机是暂时关机还是也一起丢了不清楚，技术那边说就算换上新的SIM卡开机，IMEI应该也可以找到他的位置和新号码。”
“好，我知道了，你的消息来得太迟了。”
“太迟了？”
小胖的声音还在疑惑，监控显示，崔远把手机从运动短裤里掏出来，放进耐克的手提纸袋里，用纸袋里面换下的旧衣服盖了盖，又快走两步，追上正在打扫街道的环卫工人，把纸袋丢进他身后的绿色垃圾推车。
“手机你暂时不用跟了，我们从监控看到他已经丢弃了。你继续去跟死者的社会关系，最好弄清楚他和崔远是怎么结仇的。”林立莲吩咐完，挂了小胖，又拨通另外一个人的电话。
“林队，张伟发来截图上的人我在找，但是周围的安防监控暂时没看到。”小萌正在局里做情报。
“找不到很正常，他变装了，反侦查意识还挺强的。你跟一下8点20分从平和堂门口出来的，一个穿黑色连帽夹克和运动短裤的人。”
“好，等下。”那边传来噼里啪啦敲键盘的声音。
“还真有！过了马路，往中山亭的方向走了。然后……”小萌提高了音量，“我快进一下，稍等。”
“找到了！在乐和城附近打了的士！”
“车牌号能看清楚吗？”
“能，湘AX786E……今日女报出租车公司的，我马上打电话给那边问一下，看能不能联系上司机。”
“好，我先挂了，有结果了马上告诉我，浩南给我来电话了。”
林立莲的手机不停响起，仿佛成了热线。
“浩南，什么事？”
“死者黎万钟破坏监控的那个喇叭样子的东西，我刚刚找我一个长沙理工教电气工程的朋友问了，说没看到内部结构不能确定，但感觉上有可能是一种自制的什么电磁原理工具。”
“什么工具？”
“电磁干扰，就是瞬间通过一种强烈的电磁波把……”
“好好好，现在别说这些了，我没空。你有时间去弄清楚这个东西是怎么带进来的好不好？这边线索已经跟上了，可能马上要抓人了。”
“明白，没问题……”林立莲正准备挂电话，那边却欲言又止地问了一句，“那个，林队……罗门没事吧？”
林立莲撇过头看着罗门那张木讷的脸，回了一句“他没事，你忙你的”，然后挂掉了电话。
“林队，司机联系上了！他说目标是在阳光100国际新城下的车。”
小萌再次打来，林立莲应接不暇。
“阳光100？他去那边干什么？”林立莲看向罗门，罗门摇头，表示他也不知道。
“监控呢？有跟上吗？”林立莲只好继续问小萌。
“在跟，看到他从麻园路往北走，暂时就没在其他的地方出现过。”
“麻园路往北，那不就是丰顺路吗？中南大学新校区南门外边的监控呢？”
“看过了，目标没到丰顺路上去。”
“他去阳光100干什么？”林立莲皱起眉头，又问了一遍。
“罗门，他老家是临澧的对吧？后来被一个澧县的女人收养了。”
“我没听他说过，刚才技术那边说指纹的时候好像是这么说的。”罗门回答。
“阳光100？澧县？”林立莲喃喃道，“我倒是想到一种可能，他是不是想逃回老家去？”
杜然不解，以往确实会有很多作案人员逃回老家，但是这和阳光100有什么关系？
“这一点你们不知道很正常，”林立莲摆摆手，“阳光100的公交车站台，正好有从长沙东站开出来的、往返澧县的大巴车，也经过临澧县。我老家亲戚每次来长沙，都是在阳光100坐车。”
“为什么不去车站搭车，要在阳光100搭车呢？”杜然没明白。
“我亲戚是为了省钱。因为大巴要给车站运营分车票钱的，阳光100算在外面上客，钱都是给司机的，所以司机也会少收乘客一点钱，能便宜个十几块。”林立莲思忖，“不过崔远肯定不是图便宜。”
“不去车站，就不用拿身份证买票吧？也不用过安检，没有那么多监控……”
林立莲看向罗门，他说得有点道理。不过这么晚了肯定已经没车了，他就算是想逃回去，起码也得等明天的早班车，得到7点左右。
“那……要不我们直接去阳光100的公交车站布控，等他明天出现？”杜然建议。
林立莲揉了揉睛明穴，摇头否决了他的意见。
“他往麻园路走的，又没有到丰顺路，那条路才500米，好好想想，有些什么地方？阳光100后面就是黄鹤小区，你们也知道这是安置小区吧？传销、诈骗、赌博特别多，闲杂人等多，黑旅馆也特别多，身份证登记不规范……”林立莲认为，反侦查意识强的人，反而不会大半夜在外面游荡，太扎眼了。所以他极有可能找个黑旅馆住下，与其等他上门，不如主动出击，应该组织一些警力，对黄鹤安置小区的旅馆和招待所暗中进行突击排查。
“我同意。”杜然说。
“今天辛苦了，要不先回去？我让浩南过来。”林立莲拍拍他的肩膀，“我也知道，今天是你丈母娘的葬礼，喊你过来挺不讲人情。你也出了不少力了，赶回去守个灵吧。”
杜然说都这个节骨眼上了，走不安心，还是一起去吧。
林立莲把罗门的手机还了回去，看着他。
“我也去。”罗门说。
“那我让张伟把车开过来，我们先回局里组织人手，再马上动身。”林立莲说，“这是非常恶劣的刑事案件，这个崔远威胁性很高，得上家伙，我再申请带几个巡特警。我不管你们之前是不是朋友、喝没喝过他的冰红茶，犯了法，就得服法，不用我多讲吧？明白吗？”
“明白！”
“明白。”
黄鹤安置小区的夜，有蟋蟀躲在楼下的杂草堆里叫，今晚月亮很细。
崔远头枕在手臂上，但是没有睡着，他睁眼看着那细成一枚银钩的残月，透过窗户，把微微的月光洒进来，照得喝完了水的玻璃杯怪好看的。
等下次月再圆的时候，就是中秋了。
他看着月钩，慢慢张开嘴，轻声哼着念了一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他没有把李白这首《静夜思》的下半首也念出口。讲起来，这诗还是小学时学的，几乎都要对那个年代没有记忆了。故乡对他而言也成了一个非常遥远的词语，好像激不起太多情绪。
过得了今晚吗？如果过得了今晚，还能回去看一看的话……
他的脸上仍然没有表情，卧倒在床铺上。
睡不着，枕头上有一股闷闷的头油味道，这也是老旧的味道。
门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又渐渐安静下来。
直到“砰”一声，门忽地被踹开。
“警察！不许动！”
“不许动！老实点！”
实际上，他很老实。那些电影和电视剧里拼命反抗的情节没有出现，他的双手瞬间被按在后面，身体被好几个人一拥而上，压得死死的。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把身份证拿出来！”他听见有人在吼。
“崔远。”
[1]《请问哪里才能买到晶体管收音机》：声音玩具乐队的歌曲。（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作者注。）
[2]爹爹：长沙方言中读作diādia，指祖父或祖父辈长辈。
[3]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在数码摄像产品中常用作图像传感器，将感光面产生的电流经处理芯片记录和解读成影像。
[4]《伟大说谎者》：声音玩具乐队的歌曲。
[5]《小翅膀》：声音玩具乐队的歌曲。
[6]VJ：“影像骑师”的简称。在现代音乐节舞台现场，多指根据演出需要，负责控制舞台屏幕视觉内容和效果呈现的专业人士。
[7]逗霸不咯：湖南方言，此处指故意作对，惹恼他人。
[8]边三轮：侧三轮摩托车的俗称，即一侧装有边车的两轮摩托车。20世纪90年代是较为常见的警用交通工具。
[9]爬爬车：湘北一带对老式拖拉机的方言称呼，又叫“狗儿车”。
[10]生资：“生产资料供销社”的简称。
[11]乐果农药：一种常见的有机磷农药。
[12]打书：一种流行于湘北和鄂南边界地区的汉族民间戏曲剧种，又称湘北大鼓、澧州大鼓。
[13]支客士：在湘北地区，指红白喜事宴席的主持人，负责来宾接待和统筹安排等工作，多由事主近亲担任。
[14]初小：我国部分地区曾将小学一至四年级称为“初小”，五、六年级为“高小”，能同时提供两种小学教育的学校被称为“完小”。
[15]慢慢游：20世纪90年代，湘北部分地区流行的一种廉价载人交通运输工具。前部由摩托驱动，后部是有遮雨棚的载人车斗，两边设有板凳。因动力小、速度慢，故称“慢慢游”。
[16]IMEI码：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用于在移动电话网络中识别每一部独立的手机等移动通信设备。
年轻的保安沿着江岸走，仰起脖子，望见蚊虫在飞。
那些模糊又快速移动的黑点是摇蚊，曾有人教他不要怕。那人说摇蚊只是对二氧化碳敏感，所以喜欢在人的头顶绕着飞，尤其是人在流汗发热的时候，排出的二氧化碳多，它们来得就多。但摇蚊不咬人，只是在进行一种名为“婚飞”的群交。
群交的摇蚊忽然闪出一阵星星点点的反光，像是烧柴的时候还未燃尽的火灰，他才看清楚这支队伍是多么庞大而密集。恐惧感渗进他头皮，令他不禁一抖身子，腿脚加快步伐。刚才那束亮光是从远处舞台射过来的，瞬间照明了江面上翻滚的黑暗细浪，还未看定它又移动了，划向舞台下那群观众，把一张张焦急等待的面孔照得亮眼。
下一支乐队已经登台，鼓手拿鼓槌随便敲了几下试音，躁动的人群就开始兴奋地喊叫。
橘子洲直到落日之前还忍受着太阳的烘烤，夜晚有了江风本该凉快些，但现场实在太拥挤，人们只好呼吸着彼此身体散出的热气。有个脸上涂了几抹油彩的牛仔短裤女孩，骑在男朋友沁着汗水的脖子上，把方才还在挥舞的双手收回嘴边，聚成喇叭状，大喊了一句：“欧珈源我爱你！”
“我也爱你们，长沙的朋友，”台上的乐队主唱手持拨片，在吉他上轻轻扫弦，凑近麦克风，清嗓之后，用很巧妙的方式报出了即将要演唱的歌名，“请问哪里才能买到晶体管收音机[1]？”
欢呼、灯光、前奏、烟雾特效，气氛上来了，台上的乐队领着台下的人群躁动起来。舞台两侧巨大的电子屏幕上，循环播放着摇臂摄影机拍摄的实时观众影像和色彩缤纷的炫目动画，以及“2014星城音乐节Star City Music Festival”的波普风格艺术字logo，与草地中央聚光灯照耀下的音乐节实体招牌遥相呼应。
在那实体招牌雕塑附近，游荡着一位胸前垂着工作证、身穿宝蓝色志愿者T恤、用火钳去夹空饮料杯的中年女人，她明显比旁边身穿“岳麓环卫”橙色反光马甲的老头干得更为卖力。
“人气旺呢……”女志愿者忍不住发笑，同清洁工老头大声攀谈，“人气好旺！如今年轻人的消费能力不容小觑！”
“不容什么？”清洁工人把脖子伸向她，年纪大了，有些耳背。
“就是不容小看的意思！”中年女人提高音量，咯咯笑得苹果肌油光发亮，“今天好热闹吧？这个演唱会，是我投的资！”
老头打量了她的衣着，撇着嘴哼笑了一声，显然不怎么信她，弯腰去捡下一处垃圾。
“不骗你呢，爹爹[2]！我投了三万，我们一起投的！”女人用火钳指向不远处几个和她穿着同样T恤的志愿者，说这叫众筹，一种投资新模式，投得越多，回报越多，发起人给他们下了保证的，等到明年，起码可以翻到十倍！她又问老头有没有钱，趁现在还有少量机会，可以带他一起投。
环卫工人用力摆了摆手，和她保持距离，装模作样地提高了音量，说这里太吵了，她说的什么听不清楚。
刘勇并没有听太清楚电话那头讲的什么，刚才音乐确实太吵了，隔那么远，鼓和贝斯的低音轰得人心脏发颤。
同事抹着额头的汗问他，那边怎么说。
“在路上了。让我们低调点，先控制好现场所有的知情人员。”他顺口问同事，这一点能否办到。
同事回答应该没问题，这要多亏了当时那个武警兄弟，考虑周到又灵泛。
要不是之前那个巡逻的武警正好出现在茶社门口，又在接到报案后，一边做好现场的稳定工作一边上报警情，事态肯定要严重许多——音乐节有人惨死的事，恐怕早在那群热闹的观众里传开了。
“走漏风声造成恐慌就完了，这么多人，最怕发生踩踏事件啊。”
刘勇站在警戒线外，不停举起矿泉水瓶喝水，脸上透着烦躁和紧张。才过了半分钟，他又拿起手机看时间，向身边的同事埋怨，现在这些年轻人都听的是些什么玩意儿。
同事站累了缓缓蹲下来，附和着说，看他们那么开心，放肆叫、放肆跳的样子，就感觉和茶社里那具一动不动的尸体形成鲜明对比，有点瘆得慌。
刘勇感叹：“那人是造了什么孽，死这么惨。”
岳麓分局治安管理大队一个多月前接到这次音乐节的安保任务，刘勇没少带着同事们加班赶夜。尽管橘子洲上常年各种文化活动报批频繁，局里早已积累了丰富经验，但这种上万人的大型活动，谁也不敢保证能杜绝极端事件的发生，仍然需要细致的安保预案来未雨绸缪。
敦促活动主办方组织了四百多个安保人员维持秩序，调用了一百多名警力巡逻盯梢预防突发事件，安插了三十几个便衣在人群中见机行事，进场安检层层过关、处处设防，演出区域全封闭管理，别说危险品，就连用玻璃瓶子打架斗殴的危害性都考虑在内，只准许售卖一次性纸杯装的酒水饮料。
结果呢？却发生了如此骇人的凶杀案件。
“来了。”
刘勇走了下神，同事指给他看，一辆湘A牌照的红色轿车，领着一辆黑色商务车正朝着这边驶来，车灯刺眼。
“哐哐”几声开关车门后，背着铝合金箱子、穿着便衣的痕检技术人员和法医下了车，二话不说，快步走进茶社。
林立莲身后跟着几个刑侦大队的同事，来和刘勇打招呼。他告诉刘勇，杨局也在过来的路上了，火气有点大，让他做好心理准备。又说今天这种情况，之前可从没遇到过，凶犯这么嚣张，在这种场合犯事，很有可能再次作案。
林立莲看了看舞台那边热闹的人群，悄悄拉刘勇到身边，告诉他这种情况，得赶紧交代手下的人都紧张起来，随时准备应对紧急突发事态，市局那边也在组织更多人马赶过来。
刘勇叹了口气：“林队，麻烦刑侦的兄弟们了，帮忙早点解决。”
林立莲拍拍刘勇的肩膀称应该的，邀他进去详谈。
“对了，我手下有个小年轻，玩乐队的，今天正巧在这里搞演出，我打电话让他先过来的，来了吗？”
“罗门是吧？我知道他。来了来了，已经在里面做事了。”
林立莲一边带人往茶社院子里走，一边听刘勇讲大致的情况。
死者是个年近五十的中年男人，名叫黎万钟，死在茶社二楼的包厢里面。
几名刑警抬起头，这间开在橘子洲尾沙滩公园的“橘洲故事”茶社，正如刘勇形容的那样，面积不大，结构也不复杂，因为是大落地窗的设计，视野通透。五六处散客桌椅都摆在室外木栅栏围起来的院子里面，建筑内一层有四个卡座，二层有两间包厢，室内有什么都看得比较清楚。不过案发的那间包厢，已经拉上了枣红色的窗帘。
“本来这两天大型演出，茶社不对外营业，但是黎万钟的这家‘欢聚网络’公司说要包场用作员工休息室。
“包场不算向观众营业，不违反我们安保预案的规定，场地方那边报批，我们也就同意了。
“结果今天，这家公司的老板就出事了。”
刘勇几句话语速很快，意思也明了。
林立莲问这家欢聚网络公司是做什么的。
“主办方那边说，是一家众筹网站。”
刘勇告诉林立莲，这家公司是本次音乐节比较小的一个合作方，提供了点资金，来换取少量的现场广告位置。另外，还免费提供了两百个左右的志愿者，在现场帮忙做些捡垃圾、发放小礼品和引导观众一类的志愿者工作，可以顺便宣传他们公司的众筹产品。
“众筹啊？最近打这个名号的诈骗和传销挺多。”林立莲在茶社门口停下脚步，吩咐身边的刑警小胖，打电话问下经侦大队那边的同事，有没有关于这家公司的案底和投诉。
刘勇等林立莲吩咐完，又带他去见坐在卡座沙发上的几个人。
其中一个黑色职业装、绾着发髻的年轻女孩拳头握紧放在短裙上，腮帮用力咬出了僵硬的轮廓，眼神呆板，脸色发白，看样子被吓得不轻。
刘勇告诉林立莲，她是最先发现案情的人，是在这家茶社打工的服务员。
当时，她正想起来给死者添开水，才带了热水瓶上楼去，敲门没人应，开门却看到尸体和一大摊血，吓得要死。
“林队，经侦那边的人查过了。这家欢聚网络公司目前没有案底；投诉和纠纷，我们岳麓区下面没有。另外这家公司注册在星沙，已经在往市局支队那边问了，有结果了会马上通知我们。”微胖的刑警插了一句。
“他们真查了？怎么这么快？”林立莲扭头狐疑地看向小胖。
“他们说罗门十来分钟前已经打电话问过这事了，市局那边的要求也是他提的。”
林立莲“哦”了一声，请刘勇继续说。
“接下来，另外几个在一楼的公司员工听到她叫，就上去看，都被吓着了，商量着报警。这位穿蓝衣服的志愿者是他们欢聚公司的人，打了110接警中心。这位穿白衣服手上戴串的，是茶社老板，跑出来想找我们执勤的民警，出门正好就遇到一位巡逻的武警兄弟，他帮忙掌控了现场，然后通知了我们。”
“当时现场的人就这么几个是吧？”林立莲仰头扫视了一下卡座那边，用嘴唇默默从一数到七。
刘勇旁边穿制服的武警回答就这七个，称他们都没有进包厢，也很配合工作，就是场面有点血腥，都有点受了惊。
“好，情况大致了解了。我先上楼看看现场。现在情况复杂，演出还没有结束，凶手再次作案的可能性也不小，你手头安保的指挥工作应该还挺多的，要忙就先去忙，这边先交给我们，我们随时保持联系，行吧？”
刘勇和治安管理大队的同事说好并转身离开，但脸上仍挂着担忧。
林立莲穿上鞋套，带人上楼，喊了罗门一声。
穿着狰狞紫色机械怪兽头印花T恤的年轻人举着一双橡胶手套回头，答应后走过来开始汇报情况。
“死者叫黎万钟，是一家网络公司的老板，更具体的社会关系在找人问了。”
“死的时候人脸朝下倒在茶几上，具体死因还得等法医做详细检查来下结论，不过基本能确定，就是脖子上的切伤致死。颈动脉大出血，流了一地，我观察了一下，尸体脖子上没有试探性的平行切痕，自杀这么利索的不太可能；但如果是他杀的话，一刀割喉，”罗门划动手指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手法也算非常专业了。”
“林队，我稍微补充下，”包厢内，叉开腿蹲在地上检查尸体的男法医说，“我认为他杀的可能性极大。除了创口很深，目前发现两侧颊黏膜腮腺附近有被牙咬伤的情况，另外颊面、鼻部皮肤有瘀痕，都不应该是死者自己造成的。他杀的话就比较好解释，死者被害时，凶手先是从身后架着他，用很大的力气捂住了他的嘴，然后迅速往脖子上抹了一刀，手法确实挺熟练的，极有可能是个狠角色、惯犯。”
罗门从地上的取证袋中，找出一把凝着血渍的匕首给林立莲看。
“但是有个疑点，专业惯犯作案的话，应该是做了充足准备的，现在他又把凶器留在了现场，这就很矛盾了。”
林立莲问有没有指纹。
罗门说凶器上有一些不怎么完整的指纹残留，在等技术做处理。
林立莲低头陷入思考，罗门继续说：“死亡时间还得等法医做确认。但就现场问到的情况，这个茶社的服务员最后一次来包厢见到死者，是下午6点五十几分，人还活着，等她7点半左右再过来发现尸体，中间相隔大约半小时。”
“那作案时间肯定就在这半个小时以内。这段时间进出这间茶社的人多吗？能不能排查出来？”林立莲环视四周，抬起手指，指着墙角对着楼下大门的摄像头问，“那个监控看过了吗？”
“监控问过，关了。”
“关了？”
“楼下的茶社老板说，关监控还是死者黎万钟自己包场时提出的要求。说是怕泄露他们公司的商业机密。”
“商业机密？”
罗门摇摇头，说问了楼下这家公司在场的志愿者，他们也一头雾水，没问出个所以然来。
“周边我们自己布的安防监控呢？”一位刑警同事提醒。
“刚问过橘子洲派出所了。派出所那边反馈说监控坏了不少，”罗门告诉他，“能用的几个都离得比较远，他们正在派人去看能不能找到点什么迹象。不过这种大型演出人员太多了，一时半会儿难度很大。”
“坏了？”林立莲皱起眉头，疑惑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坏了。
“橘子洲派出所给的说法是，昨晚很多监控都坏了，很有可能是传感器烧了。今天其实是音乐节第二天，昨天已经演过一天了。他们查了记录，说是从昨天傍晚6点多开始陆续烧的。”
派出所说已经打了报告上去，等上面过审批了安排承包商来修还要几天。罗门用自己玩乐队的舞台表演经验分析，推测是到了晚上，大牌乐队陆续登场，为了造舞台气氛，那些激光效果一多，晃到了监控摄像头的传感器，就给烧了。
“激光可以烧掉监控器？”刚才那位提安防监控的同事再次发表了自己的想法，“那岂不是任谁拿个激光笔就可以搞坏事了？”
“小型激光笔肯定不行，功率太低，但是舞台激光的功率高。我有朋友是摄影师，偶尔会来现场给我们拍些演出照片，有次相机的CMOS[3]就给舞台激光烧了。”罗门回答他。
林立莲点点头，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重点。
罗门称还有个疑点感觉很重要，就是这个包厢的窗帘。
根据楼下服务员的说法，她看到死者遇害前亲自把窗帘全部拉上了。服务员觉得这间包厢灯有点暗，问了他这样会不会采光不太好。他当时还和服务员开玩笑说当老板的采光不重要，隐私才重要。但是很奇怪——发现尸体的时候，他们看到窗帘全部都是拉开的，好像在故意给人看一样。
“现在窗帘是我们自己人拉上的吧？”
“是的，这么大落地窗，打开窗帘里面有谁在干什么，几乎能一览无余了。好在因为视角的关系，从楼下往上看，看不到地上的尸体。治安管理大队的人拉上的，怕外面音乐节的观众看见在做现场勘查，引起恐慌。”
“好，我明白了。”林立莲问今天音乐节还有多久结束散场。
“10点多最后一支乐队演完，基本上就要散了。”罗门看看手机时间，说现在8点，还有差不多两个小时。目前凶手是在安保区域内，还是已经离开现场，很难讲。
“好，时间很紧。”林立莲一击掌，提醒大家集中精神听。
“情况你们也看到了，很不乐观。如果凶手还在现场，随时会有再次行凶害人的可能。早知道他的身份，早抓住他，早放心。”他开始做动员，然后安排任务。
“法医和痕检就不说了，这个案子有多紧迫你们明白。现场的蛛丝马迹，指纹、鞋印、毛发、水杯上可能存在的唾液斑，所有能提供嫌疑人身份信息的技术手段，都要尽快出结果，我在这边陪你们。这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凶手的准确身份，只有搞清楚了，我们才能有的放矢。”
“除此之外……”林立莲举起四根手指，一根根往下弯，“我刚才在脑子里面转了一下，觉得有几个问题很关键，分配一下，你们去做。”
“第一，死者的人际关系，经侦那边的对接，还有现场公司志愿者的背景调查，哪些人最有动机，务必搞清楚，这个小胖负责。
“第二，凶手抵达和离开现场的路径，还有可能的去向。我说两点，一是死者身边出现过哪些人很重要；二是结合现场情况和刚才法医说的那种贴身割喉的姿势，凶手很可能穿着血衣，问问有没有目击者。不过要注意问的方法，千万不要泄露案情。张伟、杜然负责。
“第三，凶器是开刃匕首，这么明显的管制刀具，现场安检又是按照那么严的治安管理标准，凶器到底是怎么带进来的？罗门，你对音乐节的安保最熟，把现场掌握的情况交接给我之后，就去负责这条线。
“第四，这个沙滩公园，不是第一次作为音乐节场地，往年怎么没有发生过这么大规模的监控损坏案例？我认为很不正常。罗门刚刚说的那个什么舞台激光，昨晚监控大面积损坏的时候，是谁在控制，和案子到底有没有关系？弄清楚。这个浩南负责。”
他双手轻抚，问大家都听明白了没有，换来几句异口同声的“明白”。
“明白了就散，”林立莲声音并不大，也没有多少情绪在里面，却透出一种不容辩驳的紧迫，“我给一个小时时间，今晚9点之前，刚才的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要出结果。”
刑警们默默转身向楼下走，一个个面色如铁。
茶社外舞台的方向，传来声音玩具乐队隐约的歌声，“你站在最高云端之上，俯瞰卑微生命，注视着我们的一切，然后说随它去吧……”[4]
从气氛紧张的“橘洲故事”走出来，望向草地那边躁动的人群，张伟和杜然不约而同地叉腰叹气。
他们站在茶社门口因镇流器故障而变得暗淡、不时轻微闪动的白色荧光灯招牌下，眼睛却盯着舞台那边炫彩斑斓的灯光特效出神。音响震天，年轻人们又唱又闹的，火热而奔放，兴奋极了。此刻，这里的死亡他们不知情，也就与他们无关。
找茶社内的几位做过笔录之后，再仔细想想林队布置下来的任务，其实颇有难度——张伟揉了揉脸分析，要摸清凶手的身份，抵达和离开现场的路径，最好先盘点出案发前后，都有哪些人在茶社出没。
杜然不作声，张伟就继续讲。
这间茶社被黎万钟的公司租用为休息室，除了在场的两位服务员，早先只有“欢聚网络”的员工进进出出、饮水休息、存取传单和广告礼品物料。如果一直这样，那么也许只要在公司员工之中做排查就能找到人了。但是从昨天的演出后半场开始，因为音乐节人气火爆，主办方安排的几台流动厕所车外人龙越来越长，偶尔会有些尿急的人走进茶社找厕所。
这些外面进来上厕所的人，就让茶社的人员流动变得复杂起来。
根据茶社服务员和欢聚网络员工的说法，昨天下午，员工们起初是不允许这些找厕所的外人进茶社的。后来正好被从包厢下楼出来的老板黎万钟撞见了，黎万钟当即批评他们思想觉悟不高，太过自私。
“来做志愿者服务，怎么能没有一点志愿者精神？”
黎万钟让员工们不要阻止外面的人进来使用厕所。自那时起，进出茶社的人员才开始变得复杂。
茶社厕所的位置在一楼卡座与二楼包厢之间，楼梯的转角。不分男女厕，但是有两个独立的厕位。
来当志愿者的员工说那些进来上厕所的人“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平均四五分钟一个人肯定是有的。也有上大号的时候，门口排三四个人的队，有人实在等不及了，又出去找别的厕所了”。
茶社内的员工，主要是处理志愿者物料的分发和记账的工作，也不算清闲。那些上厕所的人来来往往，多了之后，也就没有再去特地留意上楼下楼的都有谁。
于是，很有“志愿者精神”的黎总怎么死在了二楼包厢里边，也就无人知晓了。
笔录没有得出什么太有价值的重要线索，两人的情绪也都有点低落。
张伟想缓和一下气氛，碰碰杜然的胳膊，让他猜猜舞台那边有多少观众。杜然想都没想，就回答不知道。
“治安管理大队那边说卖了近万张票，我估计现在六七千人怎么都有，只会多不会少。”张伟告诉杜然自己的猜测，又继续问他，“那你觉得这里离观众多的那边有多远？”
“四五百米？看不出。”
“你这是什么天眼！”张伟笑了杜然一句，然后教他应该怎么判断出正确的距离，“先看面前的路牌咯，指着大门的方向写了‘前方200米’，目测和到草坪那边差不多，甚至还要远一点，所以我估计草坪离这边也就180米左右。”
“哦哟！”杜然阴阳怪气地称赞那还是伟哥厉害。
张伟让他把这话留到完成林队布置的任务后再说。
杜然轻哼一声：“完得成就有鬼了。”
张伟让他别闹情绪了，商量着要不还是从血衣下手。
“时间太紧了，我觉得不现实。”杜然确实有些发脾气的意思，“里面那些人刚才已经问过一圈了，都没看到血衣呢！”
张伟对他有些无语，杜然反倒是来了说话的兴致。
“你不是说现场有六七千人，哪里问得过来咯？还要一边问，一边注意低调保密，不能泄露案情造成恐慌，这不自相矛盾？”
“也别这么想，我认为林队的思路还是靠谱的。现场的血喷了一两米远，地上一大片，凶手作案十有八九染了血衣，既然在里面没有找到，那应该是带离了现场。”张伟耐着性子继续和他商量，“现在关键问题是，如果他穿着血衣从茶社走出来，那也太显眼了，怎么就没人注意？是不是用了什么办法？可以重点从这里想一想。”
“按照法医说的，凶器上全是血，那应该胳膊手上都是血咯！凶手一身血，茶社里外都是人，他出来怎么可能没被注意？有血衣还轮得到我们去找？早有人报警了。”杜然骂了一句“他妈的”，一肚子火。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张伟瞪了他一眼。
“伟哥，不是说我丈母娘的葬礼还没散棚，我家人在殡仪馆哭得稀里哗啦的，林队把我叫过来了我有意见啊。你也不是不知道，橘子洲常年演出多，治安管理大队那边任务多，锦旗、奖励和表彰也就多。平时不出事，那一个个在局里调子高得……牛逼哄哄的，几时把我们看在眼里？好咯，现在这么多人安保，保出这么个名堂，真一有事，还不是让我们来擦屁股？你看那个刘队——”杜然模仿出刘勇刚才毕恭毕敬的样子，学起刘勇的腔调来，“辛苦刑侦的兄弟们了，尽快帮忙解决……”
张伟拉下脸来，说都是同事，让他少讲两句。
“讲两句怎么了？”杜然把头扭到一边，咂了咂嘴。
“你今天怎么这么多话？不觉得浪费时间吗？我看你就是有意见！”张伟终于受不了他了，说他小家子气，“你有脾气我可以理解，说实话你这个情况我也不想你来，但是干这行能怎么办呢，入警誓词你当年没背过吗？什么叫‘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来都来了，要么先把事情办好，要么你干脆去跟林队请个假，回去算了？”
“好好好，不和你闹了，我们现在也总得先定个方向吧？”杜然听张伟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还是赶紧结束了牢骚，“走咯！走咯！去哪边问，你说？”
绕过一辆白色的电视台导播车，浩南被人拦了下来。
林队让浩南调查罗门说的舞台激光与昨天监控器损坏的事情，他径直来到演出区域的后台。
“不好意思！”音乐太吵，脖子上挂着证件的年轻男性工作人员扯着嗓子，伸手阻拦，“这里面是后台，观众不能进去。”
浩南从裤兜里掏出警官证表明自己的身份，凑到耳边告诉他有些事情，要进去找人。
小年轻一脸惊慌，请他在帐子外面等一下，得先进去问问。
很快，一个长发女人跟着走出来，同浩南礼貌地握手，凑近了大声说自己是音乐节演出公司的后台负责人，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浩南告诉她，现在有个治安问题要找昨天控制舞台激光的人，问他在不在里面。
“这边是后台，是乐队休息和准备演出的地方，灯光师和调音师都不在这边的！”女负责人大声告诉他。
浩南顺着她伸长的胳膊望去，乌压压一片观众脑袋的上方，除了两台不停移动的大摇臂摄影机，还搭有一个金属脚手架的高棚。乍看是一处星星造型的展板，上面却有几个小小的人影在操控着电脑和控制台。
她说：“今天和昨天的灯光都是请的同一位老师。他们在那个架子上面，你得去那边问问。”
浩南若有所悟。自己确实想当然了，灯光师怎么会在后台呢？灯光师需要实时看到舞台的效果，才能操控灯光的变化，所以肯定不会待在后台这种背对着舞台的地方，应该在正面视野能覆盖到整个舞台的高处。
他简短地向女人道了一声“谢谢”，便向着高棚小跑过去。
“嘿！你谁啊？”
好不容易穿过人群，浩南歇了口气之后，拉着梯子往上爬。一抬头，先看见一张垂下来的工作证，再看见一张皮包骨的瘦脸，告诉他这里不准上来。
“我是警察，有点事想问你们的灯光师。”他照例摸出警官证，对方接过去仔细看了看，偷偷笑了一下。
“有点意思啊，哥们儿！警察竟然取了个名字叫浩南，”精瘦的男人把警官证还回去，告诉他，“不过可不可以等演出结束之后再说啊？现在我师父忙着呢。”
“你师父？”
浩南看向他背后，一个穿着洋气紫色西装的寸头中年男人正在不停操作着电脑和控制台上的按钮。对讲机里传来声音，急促地喊道：“给主唱一个追光！给主唱一个追光到舞台边缘！他马上要solo了！”
浩南看向舞台，果然，一束白光跟着抱吉他的人快速前进，那人竖着吉他飞快地弹奏，大屏幕上现出镜头特写，音响里爆出密集的鼓点和一层层声浪，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这是浩南第一次来音乐节现场。尽管同事罗门就在玩乐队，自己平时也用手机和电脑听些欧美老牌摇滚乐，但这是他头一回体验到这种耳膜和心肺被震到发颤的感觉。他之前并不知道这个正在演出的乐队，也从未听过他们的歌，却还是被演出的氛围所感染。此刻，他才终于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花钱来听现场——和这种感官全开的体验相比，耳机、音响传递出来的声音，确实显得太过简陋了。
“阿Sir同志？”
等他回过神来，寸头灯光师已经把控制台暂时转交给了徒弟。他们相互凑近了脑袋，扯着嗓子说话。
“你有什么问题？快点问，我好忙。”灯光师讲话有些粤语口音。
“你好，昨天的演出，那些激光，也都是你们在弄吗？”浩南直奔主题。
“怎么了？”
“昨天下午六七点左右，这沙滩公园的安防监控器突然坏了好几个，我们有同事说你的舞台激光能烧毁摄像头里面的什么传感器，你觉得有可能吗？”
“没理由啦。”灯光师几乎没有思考，直接否定了罗门之前提出的假设。
“为什么？”浩南认为他否定得太直接了，显得有些敷衍。
“有时观众站在舞台很前拿单反拍照，离光源好近，有烧到CMOS的情况啦，但监控器里边的CMOS传感器，最多指甲大小。”灯光师捏着小拇指指甲给浩南看，“你说离舞台近，烧坏了一个我信，你们的监控器，十来米的间隔距离，一下子被激光烧坏了好几个？想都不用想，没理由的啦。”
浩南追问，具体是怎么没可能。
“我跟你讲，舞台激光动态效果要做得靓，好复杂的。我们都是成套成套动作提前编好程序，角度和运动轨迹都是固定的。用的时候直接让它按照程序走。舞台激光一个点有多大啊？随便划几下就正好照到那么多指甲盖大小的CMOS上？同你拔出手枪乱射，全都射中蚊子差不多！你觉得有可能吗？又不是周星驰搞笑电影。”
浩南锁住眉头，思考着灯光师给出的解释。
“这些程序都是你亲自编的？我对你们的技术不是很了解啊，但是如果有人事先计算好了激光的发射角度，就是为了烧毁监控去的呢？就像我们射击的时候，会事先瞄准一样，写一套正好包含所有监控器位置的运动轨迹在你这设备里面，然后再运行一遍？”
“没理由啦！这场音乐节激光，全部我做的。”
灯光师吸了一口气，已经有点耐不住性子了：“你讲的这种，发梦啦！刚刚同你解释过，CMOS和激光光点面积都好小，距离远一点，误差就大好多。这个你懂射击瞄准，肯定懂啦。为什么靶子越远就越打不准呢？舞台灯光讲究的是整体光效靓嘛，光源的安装位置，不会控制到那么小误差啦！几厘？几毫？根本没人可以事先把舞台激光算得这么准。以为是玩激光武器？全国的舞台灯光师，你放心吧，没人做得到这样子啦！如果有，我都去拜师了。”
“哎呀！我专业玩光的，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的啦！你们的监控器坏了，肯定和我的激光无关的。”看浩南的表情仍有疑虑，灯光师继续向他做各种解释。
“阿Sir啊，你讲的这些，什么拿激光照监控器，就算我有条件慢慢在现场调角度，一点点人工瞄准，但是昨天下午六七点，演出都已经开始好久了！好鬼多人，我在这么多人眼皮底下，拿一束激光四处飘，专门找你们的监控器射击，你以为观众瞎吗？
“你看我们这个棚面向舞台，视野好小，后边都看不到，怎么瞄？再讲啦，舞台激光灯又不是激光武器，功率又不大，远一点能量就好差了，绝对照不坏那么远的CMOS。
“你们监控器，里面我不懂，但是我猜，至少不同监控的视角要看好多地方是吧？没可能所有镜头都正好对住激光灯的方向，对不对？那我问你，激光怎么可能射到传感器呢？不用想啦，没理由的，都不用想……”
浩南皱成“川”字的眉心瞬间放松，嘴缓缓吐出一个“是哦”。
他的说法确实没错，激光的轨迹再怎么变化，也都是从舞台方向发射出来的，而这么多监控的摄像头不可能全部指着舞台的方向。这么简单的道理，竟然没有早些想到。罗门在提出舞台激光这个假设的时候，明明已经隐约感觉到了哪里不对，绕这么大一圈，才被灯光师点醒，浩南一拍脑袋，感到是自己糊涂了。
可是如果不是激光，那么多监控，又是怎么被破坏的？
“每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能重拾彼此的欣赏。我们拥抱舞蹈歌唱中度过动人美丽时光……”[5]
欢呼过后，舞台短暂地安静下来，一首歌结束了。
浩南望向下面黑压压一片不停攒动的脑袋凝神，把眉间的“川”字又挤了出来。
几棵笔直的水杉下，有人在折叠地垫，把没卖完的小玩意收拾进背包，准备离去。也有两三个摊主或站或坐，举着清冷的LED照明灯，仍在继续少有人问津的生意。
这些摆摊的并不是街边卖十元五双袜子或者手机壳膜的小摊小贩，而是音乐节主办方以“文艺集市”为名请来的创意店主。他们卖头饰丝巾、手工艺品、绝版CD、自印诗集等等一些契合音乐节主题的小东西，挺受年轻人的喜爱。
玩乐队的同事罗门离开茶社前，张伟向他了解了音乐节大致的演出流程。每天一般下午两点左右观众开始验票进场，按照名气大小，共有十支乐队轮番上台。
当时杜然还顺嘴问了他的乐队是第几个表演的，罗门回答说是第二个。
“我们三四点就演完了，天都还没黑呢。”
“哇，排这么前！你现在乐队玩得挺出名啊！”杜然很是吃惊。
结果罗门有些尴尬地向杜然解释，一般音乐节，名气越大的乐队，表演时间都是越靠后的。“最后的乐队”一般是最具知名度的，慕名而来的粉丝和观众人数也最多。而越早表演，越带有暖场性质，更多的是一些像他们这样名不见经传的本土小乐队。没什么粉丝，观众常常少得可怜。
“白天太晒，灯光、舞台这些都做不出太好的效果，没什么氛围，观众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舞台这边。”
罗门说，为了弥补大牌上场之前这些小乐队演出可能吸引力不足的问题，音乐节的主办方通常还会在场地内设置一些其他的项目供观众消遣游玩。聚集在杉树下小片草地上的“文艺集市”正是星城音乐节的特色项目，效果挺好。
下午，对暖场乐队没感觉的观众会喜欢来这边逛逛，挑选一些各自想买的文艺商品。从5点开始，随着名气越来越大的表演者登场，人数的天平会慢慢向着舞台那边倾斜。直到7点过后，天色慢慢暗下，重量级乐队陆续露面，观众们会为了抢占更靠近偶像的位置，向着灿烂夺目的舞台涌去，市集这边才开始冷清下来。
“美女，是要收摊了吗？”
杜然看见一个拿着画笔和调色盘的女孩，扯了扯张伟的Polo衫衣角，开始和她搭话。
“没有啊，你们要画吗？”
张伟低头才发现杜然的拉扯在暗示他什么，这女孩的亚麻色围裙上，是一大片暗红色的污渍。
“你是画……那种肖像油画的吗？你的画布呢？什么都没有怎么画呀？”
女孩子看他们一本正经绷着的脸，察觉到了什么。
她问：“你们不是来音乐节玩的吧？”
“我们是警察，在进行一些安保方面的排查，请你积极配合。”杜然直截了当。
“哦，好。我是来画油彩的，不卖肖像画。”
“画油彩？”
女孩把画笔倒过来，指着自己脸上的爱心给他们看：“就是在脸上、胳膊上、手背上画些红红绿绿五颜六色的啊，你们没看到别人有吗？下午我给好多人都画过了。”
“你专门做这个？这种叫什么？人体彩绘？”
女孩扑哧一笑：“不是啊，我本来是个文身师，太平街那边巷子里开文身店的。前两年这边的活动策划找到我，拿其他音乐节的照片给我看，问我会不会画这种很多音乐节都有的脸部油彩。我觉得简单，就来画咯。他们看我画得不错，这两年都找了我来画的。”
“可以看看你的围裙吗？”
“哦，可以呀。”女孩俯身看了下自己的围裙，“你们不会以为这是血吧？这是颜料啦。”
张伟没作声，上前稍微看了一下，确实是颜料，凝固的深红色的颜料。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女孩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警惕起来。
“你这是怎么弄的？”杜然不回答她的问题，只是追问。
“下午帮一对父女画，小女孩太调皮了坐不住，乱动手脚打翻了我的调色盘，弄了一身。”
“我看你这边怎么好像都是红颜料？”
“很多人都喜欢画红的啊，我红颜料就用得多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红色呢？”
“那我不清楚……色彩心理学吧。这种年轻人出来玩的热闹聚会，就喜欢激情奔放一点的颜色呗。”
“这么说来，刚刚确实看到有人脸上画了一些东西，星星月亮之类的，也有很抽象的，涂鸦的那种，是吧？”张伟问。
“是的，也有人就让我随便涂的，说越乱七八糟越好。我每次问他们会不会太夸张，他们都说越乱才越摇滚。”女孩说。
张伟撇撇嘴，好像觉得这种想法挺肤浅。
“有没有人找你画过那种——”杜然轻轻把五指张开，想把自己的问题比画得更具体一些，“泼溅效果的红色油彩？”
张伟自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也知道他这么问的原因，但女孩也不是傻瓜。杜然越问越多，她就越紧张，慢吞吞地吐出一句：“好像没有。”
“这里还有别人画油彩吗？”
“应该没有。”女孩又忍不住急急地问了一遍，“警察叔叔，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呀？”
“你别吓着人家了……”张伟把杜然拉到一边。
他试图安抚女孩的情绪，告诉她也没什么大事，又搬出他那套惯用的话术，“保密的义务”啦、“案情的需要”啦、“警民配合对社会治安的必要性”啦，让女孩答应下来不去和别人声张刚才的谈话，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
“感谢你的积极配合！如果有必要会再联系你。多提醒一句，这种场所人多事杂，女孩子千万注意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遇到什么情况，随时联系。也别太担心、太紧张啊，没事的，有我们在呢。”
张伟虽然大龄未婚，但挺讨女孩子喜欢，杜然每次问他诀窍，他都说没有诀窍。在女孩的目光中，两人晃荡的身影慢慢走远。
“你刚才那么问，是不是在想着，凶手根本没有刻意掩藏自己身上的血渍和血衣？假如他是画了那种与血色相近的油彩进茶社，佯装上厕所然后上楼杀人，没准别人会把作案之后的血迹当油彩的一部分？”
“伟哥你懂我。我确实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之前太紧绷，走到了误区？”
“什么误区？”
“一直认为这么多人在场，凶手一定会特别仔细地处理身上的血衣和血渍后才敢出来，但很可能恰好相反，正是因为人多，谁也不会特别在意谁。”他拿手指在自己脸上比画，“如果凶手提前做了这种伪装，本来就是打算蒙混过关呢？”
“可是那个油彩啊……能做到几分逼真先不说，即便是可以很好地掩盖作案后的血迹，应该也没人会这样搞吧？弄那样的油彩在身上，越逼真就越跟杀了人似的，作案之前就很招摇啊，回头率绝对高，不可能不被注意到。我刚才就想说，你这个想法不太成立。”
“我刚才那么问她，只是一个随便冒出来的灵感。我现在不是想和你讨论油彩本身，而是想到‘油彩都能简单伪装’之后打开的思路。我们真的不要把血衣的问题想得太复杂、太精密了，自己钻进牛角尖里去。”
“啧，看来骂你一下还是有效果嘛，开始有灵感了？”张伟笑了笑，拍了拍杜然肩膀。
“别闹咯，说正经的。我们办了这么多案子，遇到过几次真正的高智商犯罪？那些都是小说和电视剧里面骗人的。杀人犯嘛，本身就是亡命之徒了，他们有几个不是看运气的？运气好，碰巧没被人发现，万事大吉。运气不好，被人发现就逃，逃得掉是本事，逃不掉烂命一条，你说是不？我讲个最简单的办法，没准杀手就是穿了件长袖的外套，杀人的时候先把外套脱了，杀完再穿上，盖住了血衣和身上的血渍，然后逃走了。现场这么多人，谁会盯着个陌生人看那么仔细？”
“这么热的秋老虎天，凶手穿长袖外套来看演出，很奇怪吧？”
张伟提问时开始带着浅浅的笑意，他感觉工作正在回到正轨。两人通常的合作也是这样子，师弟杜然负责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自己则擅长质疑和补充。
杜然伸出手指给他看：“那些环卫工人，不都穿着长袖的工作服吗？”
“那衣服也很薄啊，我感觉血迹会渗出来的。”
“渗出来不要紧，深色的衣服就看不出来了。”
“哪里有人穿深色的长袖衣服？”张伟眯起眼睛四下顾望。
“你瞎呀？那些搞安保的、来给治安管理大队值班的兄弟，还有我们刘队啊，不都穿着深色的制服？”
张伟看着杜然的脸，他的表情不像是调侃。
“这种话，可别瞎说……”嘴上这样说，他也抱着胳膊思索了起来，“不过这样的话，凶手是不是应该在包厢里面换好了衣服，再出来的？”
“那肯定啊，毕竟出了门，楼梯过道上就是厕所，不在包厢里换，很容易被人看到的。”
“那进门之前呢？我们刚进现场的时候，我隐隐约约觉得有个事情被忽略了，”张伟挠了挠小臂，看着杜然的脸，“刚刚你一说换衣服，我灵光一闪，想到了那个包厢。”
“包厢怎么了？”
“你说……”张伟的语气有些迟疑，“那个黎总被害之前，一个人在包厢里面喝茶，这时候突然进来了个人，把他从身后捂住嘴，一刀割喉了，是吧？”
“法医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这回轮到杜然挠脑袋了。
“开门肯定有响动的，一个陌生人进来靠近他，你说他不喊叫也不躲避和挣扎？还背对着人家被杀了，不太可能吧？”
“我懂你的意思了！”杜然惊呼，“林队一开始从手法专业与否上面判断现场，觉得一定是惯犯或者职业杀手干的。但其实还不只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哦，如果他当时是正常清醒的状态，包厢现场都不可能是那么平静的！”
“没错，且不说目前法医没发现致昏迷药物的迹象或创伤，如果被害人当时已经不省人事了，杀手也没必要像法医说的，那么用力地捂住他的嘴。”
“伟哥，你讲的有道理。那个黎总当时在包厢里，凶犯进门，他应该就能发现。既然他发现了凶犯，凶犯就很难从他背后一刀割喉，还没有争斗的痕迹。那个死法，应该是黎总知道凶手进了包厢，但又对他没有提防？你是想说……”杜然挑明了张伟的结论，“他俩应该是熟人？”
舞台两侧的LED大屏幕上，镜头对准了一位在撩垂发的女孩。
她的脸已经被汗水浸湿，显出兴奋的红晕，是那种具备电影镜头感的漂亮。发现自己被摄像师拍到了，她赶忙害羞地抬起胳膊捂住嘴笑起来，更动人了。
“等等，我问一下！”浩南抓住正要转身的灯光师。
他指着一直悬在空中，不时转动的大摇臂摄影机黑影：“这个舞台大屏幕上的画面是直播的吧？用那两台摄影机拍的？”
灯光师摸了摸自己被抓皱的西服，说当然是的。
“也是你控制？”
灯光师指着徒弟身边操作另一处工作台上电脑的人，说LED屏幕上的画面是由他来决定的。
“你这些直播的视频，储存了吗？”浩南冲他喊了一句。
“我没有，别找我。”VJ[6]盯着软件界面的脸，冷漠得像和谁吵架赌气一样，眼睛和手都在忙碌着，全神贯注。
“直播只一条信号线给到这边，”好在灯光师有耐心，替他解答了问题，“VJ用的时候切一下。但是指导摄影师拍摄的导播啊这些，又是其他人做。有没有储存，你去问他们啦。有时主办方想以后剪出些演出视频，就会储存。你头先问完激光，又问这些做什么？”
浩南很急，问他导播在哪里。
灯光师说这次主办方请的是湖南电视台的专业团队，应该在后台那边，有一辆白色的导播车。
浩南谢过灯光师转身而去，穿过拥挤的人群，再次回到后台附近，那辆导播车外。
他气喘吁吁、浑身是汗，撑着膝盖喘了几口气，拉着扶手登进车厢。里面三人一齐转过头来，看着他起伏剧烈的胸腔。
“打扰了，我公安局的！想问一下，你们外面那两个动来动去的摄像机拍摄的视频，有没有储存？”
“别吓人好吧，都忙着呢！”戴着大耳机、挂着工作证的胖子有些娘娘腔，翻了个白眼，继续转身去工作。
“二号机，绕过去，绕过去！拉近了给鼓手一个特写，然后依次是贝斯、键盘和吉他，最后给主唱！他要唱了！动起来！快！快！快！”另一个胖子拿着对讲机大吼道，“你是猪吗？‘动起来’听不明白？都开始唱了你还在拍你妈的鼓手啊！”
另外一人是个看上去年轻很多的女孩子，她拧开矿泉水递给那个骂人的胖子，看起来像个实习生。
她小心翼翼地说，要不还是等他们工作完了再来问吧，这会儿确实挺忙的。
浩南说不行，很急，视频有存储的话，他现在就要看。
“那就没有存！”浩南越急，坐着的胖子就越不耐烦。
“你们他妈的是要逗霸不咯[7]！”
浩南怒从中来，大吼了一声，刚刚还在骂人的胖子突然安静下来，吞了吞口水。
又是这样的结果，难免让人感到沮丧。
浩南最近一直在训练自己克制情绪，用更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干这一行，每到关键时刻，温和的方式都效率低下、于事无补。同事们都喜欢戏谑着称赞他工作起来“霸气”，但他从没和别人提起过，自己更羡慕罗门那种谦和的性格。
“您到底要看什么？”给浩南开机后，实习生小姑娘站得远，有点怕他。
浩南一直按着快进，清了清嗓问实习生小姑娘，昨天下午6点左右开始，有没有拍观众的摄像机拍到过沙滩公园西边一点的监控器。
小姑娘有些羞怯地问他说的西边是哪一边。
“正对舞台观众的左边，一直往南的方向。那边好像有些摆摊的，然后有个茶室。有拍到路边监控器白色柱子的，都可以。”
实习生女孩说她来找找看，然后动动鼠标，关掉浩南打开的名为“2014082317＿03.mp4”的视频文件，打开“2014082318＿02.mp4”，拖动了几下时间轴，问他是不是这个。
只见一个穿着黑色汗衫、摇动着伟人头像下写有“摇滚湘军”红色旗帜的文身男，正站在离舞台最近的那处监控器旁边三米左右的地方，狂喊“牛逼”，为台上的乐队声援打气。舞台摄像机在他身边停留了几秒，因为一直在运动，监控器在画面中有些模糊，但至少可以肯定，这时候监控器四周白色的LED补光灯还亮着，浩南看在眼里。
他问还有别的没有。
实习生女孩又拖了几下时间轴，无非就是一些音乐节观众的表情特写，偶尔扫到了几处有摄像头的，但看不出什么特别的。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实习生女孩小声呢喃了一句，点开文件夹里的“2014082317＿02.mp4”，迅速地拖了几下时间轴。
画面中白色的监控器柱子，还是刚才第一次看见的那根，但柱子底下站着的人，却显得和音乐节格格不入。那是一位穿着职业西装、梳着偏分头的中年男人。他伸直了手臂，露出白色的衬衣衣袖，举着一个灰色的大喇叭，尽可能地用喇叭贴近监控器，像是在为监控器“播放”着什么。而监控器镜头周围的LED补光灯，在忽明忽暗地闪烁了几下之后，竟然熄灭了。
这一幕简直像魔法，浩南不敢相信，露出惊愕的表情。画面里的中年男人忽然意识到自己被拍到了，也一脸惊愕，然后尴尬地笑起来，朝着这边挥了挥手。
“特搞笑，这个人穿着西装，举着个大喇叭给监控器听，不知道他在干吗……摄影师可能觉得他在搞行为艺术吧，就让他‘上墙’了。我还想着提醒高老师之后剪进现场回顾片里呢，你不说我差点忘了。”
很显然，这不是什么行为艺术，但这喇叭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可以破坏监控器？浩南一头雾水。
“你们这些视频我现在要征用了，昨天和今天，所有机位的全部文件都要，等之后办完事情再还给你们。”
他一边吩咐现场电视台导播车里的三人，一边拨通了林立莲的电话。
“林队，是我。破坏监控器的关键线索找到了，看上去不是激光，是一种别的什么工具吧，像是那种小摊小贩用的扩音器。
“对，我也不知道什么原理，也许是超声波之类的？对，是个男的，个子不高，穿灰色西装……人是从舞台这边的摄像机里找到的。
“等下市局那边，视频侦查大队会来人吗？我现在要了电视台的视频存档，监控没有了，他们拍了挺多的，虽然集中在舞台这一边，但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其他有价值的影像……这个人的身份识别也得辛苦视侦他们了。
“对，我感觉和咱们的案子关联性很强……”
他用肩膀夹着手机，下意识地继续播放舞台摄像机拍到的画面，突然，一阵电流从键盘和手指间流过，让他全身的汗毛直竖。这男人的长相当然谈不上多面熟，但好像实在又没有那么陌生，仔细看看他灰色西装肩部有些过于紧凑的剪裁，血渍晕染的画面便开始在脑海中慢慢浮现。
“林队！等等，我知道他是谁了！他应该就是死——”浩南吞了吞口水，幸好没有鲁莽，换成名字说出口，“黎万钟啊。”
“欸！我昨天看到过这个人咧，也认得他那个喇叭，”刚才还在大声骂人的胖子冷不丁出现在浩南身后，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昨天下午我在车外抽烟，正好看到他拿着那个喇叭，从后台走出来噻！”
2
黄土路上扬起飞尘，小孩听见车轮和发动机“呜呜”的噪声，眼睛一直盯着那边。
赵定尧的一身橄榄绿公安制服上蒙了灰。他把龙头一摆，停好边三轮[8]，拍拍袖子，又将公安帽上金黄颜色的丝编装饰带掸了几下。乔先贵也正了正帽檐，把黑色大皮包挎上肩，从边三轮的车斗里踏出来。
“让一让，让一让。”两人推开看热闹的群众，走进停弦渡镇覆船村，这户出了事情的土砖屋。
一股类似大蒜混合着樟脑的味道还隐约残存在现场。乔先贵嗅了嗅，小声和赵定尧讲，这应该是发生了某种有机磷农药中毒。
停弦渡派出所的公安人员穿着解放鞋，边走边问县里的同志好，递来凶器给他们看。讲是这户家里的女人先拿洗衣的棒槌敲死了男人，又把农药掺在中药里喝，自杀了。
“谁叫你乱动现场的？谁准你擅自拿动凶器的？”乔先贵看他讲得起劲，气不打一处来，“你们停弦渡派出所懂不懂规矩？这么明显的凶案，你什么职务搞不清楚？自以为是，添麻烦！”
停弦渡派出所所长见自己的人挨了批评，马上过来打圆场，称这个民警刚来不久，业务不熟。
赵定尧让他们介绍一下大致情况。乔先贵打开腰间的黑色大皮包，找出一双白手套戴上，接过派出所民警手上的棒槌，放在堂屋老旧的八仙桌上，又从包里拿出一台海鸥牌照相机，检查胶卷，拍了几张照，再走回堂屋，掀开盖在两具尸体上的白布，开始拍照。
根据停弦渡派出所所长的讲述，现场男性死者名叫周友吉，1959年出生，现年33岁。女性死者名叫田桂芳，1961年出生，现年31岁。两人是夫妻关系，家里没田，男人年轻的时候拜了个师父学打铜镲和吹唢呐，主要靠红白喜事时帮人搞演奏过日子，挣不了几个钱。家里还有一条小船，男人生意不好的时候就去澧水河里搞点鱼卖。
赵定尧问夫妻关系怎么样。所长称关系不好，男人喝酒、赌博又打女人，经常吵。
可是他为什么打女人？所长告知赵定尧，有人传他女人在修梅镇不知哪里有个相好，周友吉肯定也知道了，面子挂不住。到底是不是有相好，也没人真见过，但周友吉下手重很多人都知道，喝醉了喜欢拿起板凳到处砸，女人孩子都砸，经常砸得鼻青脸肿的，邻居们看得怕，村长还来调解过几次，不起作用。
站在旁边的民警撇着嘴咕哝了一句：“怕是让县城来的同志看笑话了。夫妻关系不好，过不下去了寻短见，在农村不少见的，没有你们城里人想的那么复杂。”
“你不守规矩乱动现场，讲你几句让你长点记性，你还有脾气了？”乔先贵放下相机，转过头来瞪了他一眼，“不复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既然这女人先拿棒槌打死了自己丈夫再喝农药，为什么不直接喝？莫非兑在中药里一起喝味道好些？为什么桌上有两只药碗？为什么女人昨天才死，男人却是前天死的？”
“他们不是同一天死的？”刚才咕哝的民警有些吃惊，“你怎么看出来的啊？”
“要我教你？看尸体的变化，肌肉软硬、皮肤温度、死人斑、眼球清亮程度，这些都是经验和学问。”乔先贵反问，“你刚才说那种话笑话我，比谁光荣是吧？莫非谁还不是从农村出来的？”
“他现在在县城公安局上班，但是之前也在乡镇派出所。不是说觉得你年轻或者职务低对你有意见。你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经验和学问来处理现场，就应该先规规矩矩做好本职工作，多看、多学、少动、少表现。等你真正能做事了，把事做对做好，谁会讲你？”赵定尧替乔先贵解释后，年轻的民警羞愧起来，不再说话。
赵定尧继续向派出所所长提问：“刚刚说他们有孩子？那孩子呢？”
所长说孩子不见了。村里人最后见到他是大前天傍晚，在澧水河堤上走，后来就再也没见过。村里人怀疑是不是因为孩子不见了，两人才闹这么大矛盾没收住手。
赵定尧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又问他们家还有没有老人，或者别的什么亲戚。所长说这些得问村主任，赵定尧便让他把村主任叫来，所长指着站在土屋后门跟前一个穿中山装、不停咳嗽的小老头。
“孩子叫周启森，78年出生的，今年14岁。这个孩子小时候挺乖的，学习成绩好，但是家里穷，去年小学读完，就没读书了。吵着想读书，父母关系又不好，他爸爸就打。打多了呢，性格也变了，话不多了，喜欢躲人。村南边的刘玉湘最后看到他从西边回家，是三天以前，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
“西边……是停弦渡镇上那边？”乔先贵插了一句。
村主任点头称是，咳嗽了几声，说完了小孩，说其他的家人。
“1980年，澧水河涨大水，你晓得吧？”
赵定尧说当然晓得，十多年前的事了。
“他们周家老屋，原来在彭家河那边。周友吉的父亲周显春，49年以前是个读书人，懂点墨水，是生产队的会计，家里条件还可以，田家的女人才愿意嫁过来。但是呢，刚结婚没两年，80年的时候澧水河发大水，周友吉的爹娘都给冲走了，屋也冲得稀烂，他们才搬过来我们覆船村这边。”
“也算是家道中落……”
赵定尧感叹了一句，村主任继续说，周友吉还有个兄弟周友利，比他小两岁。
“之前在彭家河村是住一起的，水灾之后，两兄弟卖了老屋，都搬了家。那时候周友利还没结婚，去了津市发展，后来找一个津市女人成了家做生意，条件还不错。周友吉有点忌妒，两兄弟相互看不上，平时也没有太多来往。”
“那田桂芳的娘家呢？走动多吗？”乔先贵问。
“唉……”村主任摆摆手，“人穷了，狗都嫌。听说她有个哥哥开爬爬车[9]的，拉沙裸石赚钱，条件好，妹妹又嫁了个常德佬，爹娘都喜欢得不得了。他们家没钱，团年都不叫的，根本没什么走动。”
“那是谁最先发现出了事的？”乔先贵把尸体的裹布重新盖上，一边向屋内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门口走，一边问。
村主任说是和周友吉一起搞事的方鼓匠，住覆船村六组。赵定尧问他人现在在哪里，村主任朝屋外大喊了声“方鼓匠”，一个黑瘦的汉子便站在了人群最前面。
“我今天上午来找他，本来是修梅镇那边，有个70多岁的老头子去世了，我接了活要组班子，还缺个打镲的，就来请他。”
当时，方鼓匠先敲了几下门，喊了几声周友吉，屋里没人应。
他本来想走，又觉得不应该。大上午的，能到哪里去？周友吉不在，嫂子应该也在的。他又走到糊着宣纸的窗户边喊了两声，还是没人答应，于是他掰了一下窗户的木框，没锁能掰动，索性将整扇窗户都打开。透过木窗栏，看见嫂子瘫在地上，皮肤发白，心想坏事了，赶紧去撞门。一个人撞不开，他走了几步去叫了两个住附近的男人，撞开门，便见那倒在地上、满头血污的周友吉。
三人看到周友吉身边的棒槌，进了房间，又看到中药碗和扔在地上的农药瓶，就猜到大概是个什么情况了。
“农药瓶你们动过吗？”乔先贵一边俯下身子，用手中的海鸥相机给小房间门口的农药瓶拍照，一边问。
方鼓匠说没有，不敢动。
乔先贵又看向派出所的年轻民警，他也摇头，说农药瓶没动，只拿了棒槌看血迹。
“这中药煎了本来是谁喝的你知不知道？”乔先贵接着问。
“这个我知道，两口子都喝。他们住河边，都有风湿病，关节腰腿疼。去年我师父帮他找人求了一副土方子，他们抓了药试，说效果非常好，一直都在喝。”方鼓匠回答。
派出所民警小声自语：“哦……难怪有两只药碗。”
乔先贵点点头，把相机收进包中，又摸出银色手电筒和黑框放大镜，走到那药壶边照着亮光瞧了几眼，又低头凑近鼻尖，嗅了嗅。
赵定尧见他不说话了，又继续问村主任，这对夫妇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闹过矛盾，或者有没有看见什么特别的人来找过他们。乔先贵喜欢钻进现场找物证，他更习惯从人际关系中问出点东西来。
村主任摇摇头，表示没听说。派出所所长倒是讲，刚才已经找外面那些村民问过话了，有个住在一组的老汉说昨天大清早，天都没亮，他起床去偏屋解手，有个骑单车的女人过来问这里是不是覆船村，又让他指了指三组是哪一片。好巧不巧，这里就是三组。
“具体几点问过了吗？”在旁边工作的乔先贵又加进来一句。
“问过了，可是他家没买钟，只能凭印象估个大概，说是三四点钟的样子。”
“这么早？”赵定尧对这个时间有些在意。
“是呢，”派出所所长复述了一遍老汉的描述，“他说肯定不是本村的。穿得挺好，白衣服，一看条件就不错，不像乡下人。口音吧，有一点点差别，但也差不多。可能就是津市、澧县不哪里的。这么大早上的，黑灯瞎火，跑来乡下做什么？”
赵定尧问他，老汉有没有说对方长什么样子。
“他说长得倒是蛮漂亮呢，挺年轻的，短头发，看上去二十几岁，一点也不像坏人。哦，对了，老汉说她脖子上还戴一串念珠，可能是个信佛的人。后来又有几个村民见过她，大概是早上天亮了没多久，骑着单车往去年修好的张公庙大桥方向走了。”
赵定尧噘起嘴，望着土墙上嵩山少林寺的风景挂历想了几秒。他看着日期说这两天清明，没准就是一个赶早回老家挂青的人，不一定和案子有关系，问派出所所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派出所所长说再就没有了，村主任倒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县里来的同志啊，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啊，别见怪！”他还是问了出口，“像这种情况，一般要怎么处理？”
赵定尧一愣，问他什么意思。
村主任的意思是，这家人一个都没了，亲戚又走得远，要怎么主理后事？
赵定尧搓了搓手，还真是个问题，这么放着确实也不是办法。
他想了想，替村主任出主意，可以村里先出点钱，简单点弄弄，然后通知他们那两个亲戚，谁愿意做主就来做。这家人虽然没几个钱，但不是还有个房子在吗？多少还算是点财产，谁尽好义务，谁就有遗产继承权。
“好！感谢您指点！”村主任紧绷的神情放松了一点，“不过，要是那孩子回来了呢？”
“回来了先问亲戚养不养吧，这也是义务的一部分嘛，不愿意再说。县里有民政局，到时候可以带孩子去找他们。”赵定尧把头转向乔先贵，问：“先贵，你那边怎么样了？”
“还不好讲。”乔先贵扭动脖子，环视着屋内的人、物与某种肉眼不可见的悲凉感，抬头望着结满灰尘的木房梁和黑瓦片回答他，还要再看看。
赵定尧在背后叫了一声“先贵”，乔先贵转过身，看见他那身熨烫得笔挺的橄榄绿公安制服。
他问乔先贵怎么一上午没见到人，又问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乔先贵把手里的几张相片拿给他看，说昨天那个农药瓶子上的指纹检测结果出来了，不太好认，大部分叠在一起了。但是刚刚给局里技术最过硬的“老神眼”同志瞧过，他判断药瓶上面的指纹应该来自两个人，一些指纹是大人的，和死者周友吉吻合；还有两枚比较清晰的，可以判断是小孩子的指纹，大概10到14岁。
“这应该是……”赵定尧想起来那对夫妇失踪小孩的名字，“周启森的吧？那小孩78年生的，不正好14岁？”
“对头，这个案子还是有些疑点。我昨天在现场，仔细检查了煎药壶和两个中药碗中的残留液，都有轻微的樟脑气味和乳油状特征，农药应该是下在煎药壶里再倒出来的，而不是直接放在哪一个人的药碗里。”
赵定尧“嗯”了一声，好像还没太明白这说明什么问题。
“我觉得不管下药的人是谁，本身想毒死的就是夫妇两个。如果真像村民们以为的那样，田桂芳敲死了自己丈夫然后喝药自杀，这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现在瓶子上连田桂芳的指纹也没有，我就更加觉得不像是她下的药了。”
“你觉得下药的是谁？”
“单看指纹，不就俩人吗？那小孩儿可能性太低了，我主要还是怀疑周友吉自己。”乔先贵分析，“这样倒是大部分线索都讲得通了。从动机来看，昨天那个村主任说田桂芳在修梅那边有个男人的传言一直让他很没面子，所以他就想和田桂芳一起喝药死掉。”
可他怎么又被田桂芳拿棒槌给敲死了？
“可能田桂芳喝着下了农药的中药，发现味道不对劲，和周友吉起了争执？然后失手拿棒槌敲死了他，惊慌失措地锁上门，待在屋子里不敢出去。第二天还是因为农药中毒，慢慢发作死了。”
乔先贵对这个推论也不太自信，补了一句：“也许啊，我不敢肯定。昨天我看尸体，两个人肯定都喝了药，周友吉比田桂芳早死将近一天，都有点臭了。”
赵定尧疑惑的是，她一个女人，力气也没多大，怎么就拿个木棒槌把个大男人给敲死了？
“先贵，你说这周友吉真的是被田桂芳给敲死的？”
乔先贵告诉他，力气不大，但人的脑袋比较脆弱，敲没敲到关键位置区别很大。好比周友吉，太阳穴有伤，很容易瞬间晕厥昏迷，丧失反抗能力，多敲几下也能致死。但现在的问题是，那洗衣服的棒槌是木头的，也旧了，表面粗糙采不到指纹。虽说昨天现场确实没有太多的物证，不过他还是认为，周友吉就是被田桂芳给敲死的。
赵定尧问没有物证，他是怎么下的判断。
乔先贵告诉他，周友吉总不能是自己敲死了自己。用反证法，就可以排除第三人在场的情况。
“第一，从凶器来看，这肯定不是什么有计划的谋杀。哪怕稍微准备一下，也会选个利索的凶器，而不是他们屋里洗衣的棒槌，太没杀伤力了。所以很明显，拿棒槌砸是临时起了杀意。
“第二，田桂芳在周友吉死后还活了那么久，如果有第三人，为什么要留她的活口？活这么久也说明，她中的有机磷毒剂量不大，没有严重到马上影响大脑和神经，应该完全是有意识、可以出去求救的，但她又为什么没有？鼓匠和邻居们撞开门的时候，发现屋里就锁着夫妻两人，如果当时有第三人进来杀了周友吉，难道田桂芳还帮他走后锁门？显然不可能。既然这些都讲不通，那敲死周友吉的，就只能是田桂芳了。”
赵定尧挠了挠警帽下的鬓角，夸他想得还挺仔细。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反证法，还是容易忽略一种可能性，有一个人……”
“我晓得你想说谁。”乔先贵问他说的是不是村里传的田桂芳在修梅镇的那个相好。如果是一个和田桂芳有感情的人，就有可能出现在现场，杀了周友吉，田桂芳还帮他打掩护。
赵定尧点点头，乔先贵说，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也非常小。
赵定尧追问为什么，乔先贵却推了下他的肩膀笑着反问他，是不是从小就在县城长大的。
“这有什么关系？”
他这么问，赵定尧显得不高兴了，仿佛小时候因为家里条件还不错，被人指责“不够工农阶级”“不够光荣”。
乔先贵指着公安局院墙下的那辆边三轮，让他看看上面的黄泥土：“你没在乡下住过就不知道，像昨天覆船村的那片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连条柏油路都没铺。
“那地方人口流动其实不大，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来的陌生人是哪户的亲戚哪家的客，心里都非常清楚。真要是来了个谁也不认识的外人，那村民都跟防特务似的警惕。田桂芳在修梅镇那边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个相好先不说，就算真有，我觉得他也没来过田桂芳家里。你还记得昨天村主任说的那个老汉早上起来解手遇到的女人吗？好几个村民都说见过她，还能讲出她离开村子的大概时间。田桂芳有相好的传言本来全村都知道，真要有个男人来找她，你觉得会没人注意？”
赵定尧双手叉腰，低头看着自己的黑皮鞋思考了一会儿，承认乔先贵讲得有道理。
接着两人沉默了片刻，明显都心有所想。
赵定尧小声问乔先贵，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按他刚才说的，差不多找上面结案算了。毕竟局里最近还有一个影响极坏的入室抢劫枪击案没有破，犯人存在二次作案的可能，十分危险，任务重、压力大。
乔先贵点点头，说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准备再去停弦渡镇上问一些事情，问得差不多了，就结案算了。
“你还想去问什么事情？我骑边三轮带你去。”赵定尧立即表示。
乔先贵摆摆手，说昨天清明节都没闲着，今天局里好不容易给半天假去挂青祭祖，让他别耽搁了。
“我还是很在意那个失踪的小孩周启森，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想要搞清楚农药瓶子上他的指纹是怎么来的。我推测啊，很有可能，周友吉当时是指使儿子去买的农药，所以想去问问那边‘生资’[10]的人。”乔先贵指着边三轮旁边自己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说骑过去也快。
“那也有二十里路呢，”赵定尧劝他，“我觉得你想的也八九不离十，没必要，干脆结案算了。”
乔先贵犹豫了一下，告诉赵定尧还是想去一趟，不然心里不踏实。
“你今天就不回老屋去，给祖人们挂个青吗？”赵定尧开玩笑说，“工作再积极，忘了祖人，小心他们发脾气不保佑你哦。”
乔先贵把手上的几张照片放进军绿色的帆布挎包，说自己老屋在澧县火连坡，一百多里路太远了，放半天假也不好回去，不如继续工作。
一路上，清风不停拂过耳朵，乔先贵哼起几首苏联小曲。骑车虽然比不上坐边三轮快，但也悠闲惬意。
穿过停弦渡镇口，他停好单车，整了整着装。
“您好，打扰一下，我临澧县公安局的，找你问点事。”
“问什么事哦？”生资的营业员放下报纸，打了个大哈欠。
“放心，不找你麻烦。我就想问问，你们这里卖不卖乐果农药[11]？如果卖，帮忙看看生产日期，是不是1991年8月5号左右生产的？”
“等着啊。”
营业员起身在后边的货架上找了找，背对着他说：“还真是，这里的乐果农药，正好是去年8月5号生产的一批，益阳农药厂生产。”
和周家土屋里那瓶农药对上了。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周友吉的？覆船村三组的。”乔先贵连忙问。
营业员摇头，说不认识。
“那……”乔先贵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最近有没有一个小孩来买过这种乐果农药？”
“这个我知道啊，有。不过是另一个营业员卖的，她今天挂青去了。”营业员说，“我当时就在旁边吃苞谷，还听到他们两个讨价还价呢。”
“看上去十二三岁的样子？”
“差不多，男孩儿。”
乔先贵表情有些急躁，问说了些什么是否还记得。
“一开始问他要买什么，他说要买敌敌畏。然后就给他说啊，敌敌畏两块两毛五分钱一瓶。他从口袋里面搜出几张钱，问有没有便宜点的。就问他买来做什么的，他讲不出，又问是谁让他来买的，他说是他娘。又问他家买来做什么用途的，他说是种田的，我们就拿了乐果给他，说那估计是杀虫的，这个效果和敌敌畏差不多，便宜点，只要一块九毛五，他就买了。”
“他说是……他娘让他买的？还说他家是种田的？”这明显和那家人的情况不符，他家没有田。
“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当时一边讲，一边盯着墙上的蜘蛛看呢。”
乔先贵不敢相信，只好微张着嘴，上唇一角翘起，眉头紧皱，上翻眼珠，望着供销社低矮的天花板。
那些泛黄腻子上结着的蛛网残丝，好像离他特别遥远似的。
天很黑，但星星很亮，像是被谁零零散散抛撒在天上。
周启森走累了，坐在柏油公路旁一棵大杨树下休息。他一边找最亮的那颗星星，一边在想《水浒》中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
打书[12]匠说过，梁山泊那一百零八位好汉，都是天上的星星下了凡。他就想，自己会不会其实也是哪颗星星变的。
在他小时候，父亲周友吉出门去给丧葬的人家做打镲演奏的帮活，时常会把他也一起带上。
参加葬礼除了混一顿酒席好菜外，他最期待的是可以在夜里听打书。打书匠们拿着系了红绸缎的鼓槌，一边敲着一面小鼓，用抑扬顿挫的腔调，讲一整夜故事，陪守灵的人们打发时间，送亡者上路。村里最出名的打书匠拿手的故事有两类——身为小孩子的周启森不喜欢他讲那些秀才和小姐偷情的下流故事，就喜欢听他讲英雄名将与《水浒》好汉。
但因为大人的爱好和小孩子正好相反，打书匠更愿意讨好他们，往往就偷情讲得多，好汉讲得少。
《水浒》的好汉故事中经常死人，周启森如今不怕了，但记忆中小时候的自己，对于死人是非常害怕的。
起先是因为邻居大哥哥总给他讲述人死之后的恐怖，说尸体有怨气便会变成僵尸，从棺材里坐起来，变得力大无比，见到活人，就用又尖又长的指甲，戳烂他的喉咙。
后来6岁那年，父母带他参加亲戚的葬礼，他知道屋里有死人，吓得哇哇大哭，怎么也不肯进门。父母硬逼着他进去磕头，拼命反抗也没用，往外跑又被抓住揍了屁股拖回去，来来回回两三次。于是周启森看见那尸体躺在竹床上，脚下燃着一盏煤油灯，穿着黑色的布鞋、布裤和布衣裳，脸上盖着一块花手帕；手和脖子，凡是露出来的皮肤，都是惨白的，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明明心脏“咚咚”跳得好快，全身的热血都冲向脑门，却只感觉到浑身发冷。
两腿一阵温热过后，低头看，才发现自己已经尿了裤子。
明明是葬礼，灵堂边有人哭得那么伤心，他却听到门外有人在哈哈大笑，说一个小孩怕得尿了，喊别人快来看。父亲觉得他丢人，从那以后要是接到白事的帮活，便会带着他过去练胆。
于是，他开始同父亲一起出发，替父亲拿着铜镲或唢呐，去到那些有亲人过世的家里。奔丧、停灵、守灵、入棺、出殡、下葬，一般待上两三天才能回家。有时父亲接事的人家远，在别的镇上，事主家里下葬或者结钱拖沓了，他们也会像现在这样，在晚上，披星戴月走好几里路回家。
但周启森知道，如今自己再也回不到那个家了。
回想着那些葬礼，每次到场之后，父亲会去同其他共事的人一起演奏。周启森跪在地上磕几个响头，主人家也会赏他一杯茶水。他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观察着那些宾客进灵堂来，磕头、痛哭、叫喊、瞻仰，然后去外面的大棚入席吃饭，等着晚上守灵。
在夜深之前，宾客们的酒席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主人家也会招呼葬礼的支客士[13]、邻里帮手、道士和乐师吃饭，周启森便也跟着入席，吃些平常吃不到的好菜。碰上富有一点的人家，还有他最爱的辣椒炒肉丝可以吃，那是自家过年也难得吃上的美味。不过周启森总会注意到，有个同父亲一起做事的鼓匠，每次别人抢着夹肉丝的时候，他都不怎么动筷子。后来，也听到其他人问：“方鼓匠！为什么每次去红喜事的酒席，你那么爱吃肉，白喜事的酒席上却不吃？”
鼓匠朝着灵堂的方向看了两眼，说是因为有次听人讲过一件事，就再也不在白事上吃肉了。
别人问鼓匠是什么事，他就举着筷子告诉大家，1960年，在澧县如东那边发生过人吃人的惨案。一个叫刘家远的农民，穷得揭不开锅，过年的时候杀了自己快要饿死的小孩，煮来吃了顿好肉，还声称“这辈子终于吃了一餐过瘾的肉”。
这件事情让鼓匠听得不舒服，从此以后，他就没了在葬礼上吃肉的胃口，因为离死人太近了。
虽然大人们都啧啧感叹，周启森也觉得害怕，但鼓匠这种通过联想产生的厌食感，却没能传染给他——对于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来说，辣椒炒肉丝的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父亲的练胆确实有效。见惯了几次死人之后，周启森也就不再恐惧了。死人并不会变成僵尸，长出尖长的指甲，戳破活人的喉咙，从来也没有把谁怎么样，哪里有什么可怕的呢？
去得多了，周启森对于葬礼这回事有了自己的看法，甚至上升到了对生死的感悟。
他发现几乎所有的葬礼，除了主人家真正亲近的几个人外，那些远亲和邻居也会轮流来哭，但好像并不是真的那么伤心，哭完擦干眼泪就去吃饭了。等到晚上守夜，大家坐在烧着火盆的棚里，还会被打书匠的下流笑话逗得哈哈大笑。而死人一动不动地睡在棺材里，任凭他们哭天抢地或者笑得喘不过气来，都不做任何回应。
以前关系还好的时候，父亲常常与周启森谈起自己的工作，说这份工作虽然地位不高，也不太挣钱，却很重要，让他不要小看自己。父亲讲人死后都会变成鬼魂，被牛头马面黑白无常押往地府重新投胎，但刚上路的时候他们总是留恋人间，舍不得走，所以，葬礼上才需要他们这些“渡亡人”来敲锣打鼓吹唢呐，送死者一程。
学校里的语文老师上课讲放牛娃小英雄王二小的时候，也讲到过生死，却和父亲的看法有很大出入。老师说人死了就是没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一了百了。
渐渐地，葬礼去得多了，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判断。那些死人总是无限沉默于灯火通明的灵堂与悲喜交加的夜晚，让他在心底更愿意相信老师的说法。
“人死了就是没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一了百了。”
上完初小[14]之后，周启森到镇上的完小读书。父亲去葬礼做事，就很少带上他了。
除非正巧周末，或者遇上学校放假，周启森还是愿意跟着父亲出去。
刚进完小的时候，周启森对自己未来的出路充满了信心，他央求父亲，如果自己成绩好，每次期中、期末考试能一直保持全班前五，就送自己去读初中。尽管父亲有所犹豫，但还是同意了。他也刻苦用功，努力抱紧自己的出路。这是完小的老师第一堂课上就告诉他的时代真理——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如果不想当一辈子农民，想要过上好日子，就必须通过读书走出农村。
“你们要读初中、读高中，还要读大学，读书是农村人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
周启森喜欢读书，语文和数学，他都喜欢。但他也喜欢很多别的事情：帮娘亲上山捡柴火和松针，和邻居伙伴去河边的石头里翻螃蟹抓乌龟，一起去河中捕鱼……但最喜欢的事情，他谁也没有告诉过——还是陪同父亲去各种各样的葬礼。
他喜欢观察人们对于亲友逝世的反应，喜欢混点肉丝吃，更喜欢陪着人们一起守灵，听一整夜的打书。
然而如今，这些记忆已经变得遥远。
周启森没有机会再从跟随父亲见死人的经历中获得这些享受，是从1990年开始的。
1990年新年之后，父亲出门做事，便再也没有带过他。
风把柏油公路边的狗尾草丛吹动，坐在树下感觉到冷，他紧了紧衣服，想到这个家也是从那时开始瓦解的——那是一段抹不掉的记忆。
大年初三，一家人坐慢慢游[15]去叔叔家拜年。虽说父母因为过年没有买新衣服的事情争吵了一路，但周启森仍然很期待。
周启森喜欢去叔叔家拜年。叔叔不仅家里条件好，有鸡有鱼还有肉，而且大方，每次会给他两份压岁钱：一份多一些，是父母知道的，回家了会被要求“交公保管”；另一份少一些，是叔叔悄悄给的，让他自己留着买点东西吃，这也是周启森一年到头，唯一能拿到零花钱的日子。
那天午饭间，一个表亲伯伯喝醉了酒，周启森的娘亲正想好心帮他盛点饭吃，却被他拉住了手。
表亲伯伯问娘亲，最近是不是经常去修梅那边。
周启森呆呆地看着两人，没等娘亲回答，表亲伯伯忽然借着醉意大声告诉亲戚们，听人说娘亲在修梅镇那边和别的男人玩得好，问娘亲是不是真的。
娘亲骂表亲伯伯胡说八道，表亲伯伯却不依不饶，指着父亲鼻子笑他不上进、挣不到钱，屋里姑娘都快玩丢了，搞些什么名堂。
周启森不知该做什么反应，就看向父亲，只见父亲从脑袋到脖子都红成了酱色，腮帮子鼓着气，眼睛瞪得像一头牛。
周启森以为也喝了挺多酒的父亲会动手，甚至暗暗希望父亲动手，狠狠擂这伯伯一拳，扇他的臭嘴。但父亲只是紧紧攥着自己放在饭桌上的拳头，一言不发。
周启森气不过了，想要亲自骂那个表亲伯伯，却被婶婶拉到一边，让他大过年的别跟一个酒醉佬吵。
后来伯伯被亲戚们数落着赔了礼道了歉，称自己是喝多了胡言乱语，父亲才渐渐松了手，闷声吃菜喝酒。
周启森记得打书匠口中那些偷情的下流故事，纵使情节千回百转，最后不知怎么一定会以悲剧收场。他疑惑的是，明明大人们在听的时候，都笑得很开心呀！
这时他清楚地知道，那些故事的结尾没有骗人——娘亲在外面偷男子汉的消息，让这个本身就紧绷的家庭彻底崩溃了。
那天晚上从叔叔家回去，父母在邻居家的声声炮竹中，爆发了最激烈的争吵。尽管吵架对于他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也曾摔过东西、出过手脚，但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父亲揪着娘亲的头发往墙上撞，大声辱骂。
“通你的娘的！你不要脸！你不要脸！”
娘亲也不甘示弱，一边用脚尖踢父亲的小腿，一边回骂。
“我通你的娘！生了你这个疯子！”
周启森站在一边，轻声地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却只得到父亲的迁怒。父亲翻手给了他一巴掌，抄起手边洗衣的棒槌，说要把他们母子俩一起敲死算了。
那棒槌在周启森的身上砸了两下，又砸向娘亲。煤油灯在八仙桌上静静燃烧，照得他们的影子晃来晃去，像是在演皮影戏。
这是周启森第一次发觉“死”这个字和自己放在一起，有多吓人。
他忽然很害怕父亲真的要把自己敲死，禁不住浑身发抖，大哭起来。父亲听到他哭，又来拿棒槌揍他，叫他不准哭。
“跟你娘一样没用！你还不嫌她丢人是吧！”
这时娘亲却吼着，让他继续哭。
“给老子哭！哭得越大声越好！让隔壁左右都晓得，你爹是个鬼疯子！自己没点批本事，穷得快死！就会在家打女人和小儿！”
父亲又准备去揍她，却真的听到有人来敲门了。
“友吉啊，友吉？”
“哪个？”父亲压抑着怒火问。
“友吉啊，”邻居隔着门劝说，“你不要这么搞，大过年的！桂芳嫁给你也不容易，夫妻之间有什么事好商量。你实在不听，我去村委会找方书记来了哦。”
周启森现在回想，邻居也是个聪明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旦村支书出面协调，这桩丑事全村人就都知道了。父亲好面子，丢不起这个人，只得慢慢丢出去一句：“好，没事，不吵了。”
父亲也不是在骗人，确实没吵了。
这夜，一家三口没再多说一句话。
周启森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早上醒来，娘亲还坐在原来的位置，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没有光彩，一动不动盯着门口。父亲不知道去了哪里，昨夜屋外竟下起了雪，地上苍白一片，干净又整洁。
母子俩就这么呆呆地坐着，很久很久。
雪花轻轻飘了一整天，落在地上越积越厚，没有脚印。
好像从没有人离开，也没有人回来过。
现在，周启森觉得自己不能一直坐了，得继续上路。
他撑着杨树站立起来，手压着粗糙的树皮有些疼。打算走去哪里？他的计划是到少林寺出家。
家里的挂历上写着，少林寺在河南的嵩山。所以他准备一直向北，穿过湖南和湖北。他弄不清楚那么多陌生城市的名字，但又觉得没关系，自己只要跟着北斗七星的方向走，就总会到达少林寺的佛门。
他甚至想好了，怎么在寺前久跪三天，来通过老方丈的考验；想好了如何交代自己出家的原因，他打算告诉方丈，自己本来是想成为梁山好汉的，但是梁山泊已经不在了，如今只能投靠少林。他也知道少林与世无争，佛门清净，必先放下屠刀，方可立地成佛。
他明白需要先诚心坦白罪过，才能丢掉旧的名字，得到新的法号，重生成为好人。
这些都是喜欢看连环画的同学给他讲的。他已经下定决心，到了少林寺，就把自己杀害父母的所有罪过告诉方丈。
这些罪过该从哪里说起？周启森一边走，一边回想这个问题。
自父亲大雪那天回来之后，周启森已经习惯了他越来越频繁的醉酒和越来越凶狠的打骂。从扫帚抽到椅子砸，从屁股疼到胳膊腿脚伤再到鼻青脸肿，有时候伤在娘亲身上，有时候伤在周启森身上，一开始娘亲还会在他挨打的时候过来护着他，次数多了，也懒得护了，反正都要挨打。
周启森整天提着心吊着胆，害怕回家又闻到酒味，又要疼。但后来疼了好，好了又疼，到最后其实也就不那么疼了。
有一天，他感觉自己“顿悟”了一个其他小孩都不知道的秘密：挨打能有多疼呢？最多也就是被打死。但是他在葬礼上看了太多的死，再清楚不过——人死了就是没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一了百了。
周启森几乎是在想通这个道理的刹那接受了这样的命运。
他忽然感觉自己的命其实很轻，轻得就像水，可以非常随意。
他当然也希望父亲能够有所改变，让这个家回到从前的样子，等自己长大成人了孝敬他们，这最好不过。但如果改变不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是父亲，自己是儿子，哪怕被他打死……甚至，一段时间以来，周启森总会忽然想起方鼓匠，想起他在酒席上说的那个1960年澧县如东杀了孩子煮来吃的刘家远。他想，无论如何，父母有养育之恩，如果是在饥荒的年代，子女也许不应该有太多的怨言。
这天，周启森回到家，难得见到父亲没有喝酒，正在堂屋整理他的拉网，可能是准备去捕点鱼。
他走到热水瓶那边，主动给父亲的搪瓷杯添了茶，恭恭敬敬端给父亲喝。
“今天在村一组遇到姚老师了，他一直还记得我聪明、成绩好。”周启森随口一说，本是想让父亲开心一下，“他让我给你讲，现在可以出点钱送我读初中，再考高中，将来读书出来有出息了，带你们过好日子。”
父亲面无表情，只是淡淡回了他几个字：“老子有钱也不出。”
周启森愣了一下，然后垂着脑袋知趣地走开了。
虽然他知道家里没钱，父亲好像也说得轻松，没发什么脾气，但这句话却让他的泪水瞬间就涌了出来，开始在眼睛里打转，止都止不住。他冲回自己的房间，把头埋在充满受潮稻草气味的烂枕头下，哭得天旋地转。
他才14岁，一边哭一边想上学时学过的那些课文，想找出一个合适的词语，来解释父亲表现出来的这种令人绝望的冷漠，最后他想到的是“抛弃”。
虽然大家还在一个屋子里住着，但父亲已经抛弃了这个家，抛弃了自己。周启森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自己连死都不怕了，却会害怕被父亲抛弃？这些在头脑里难以想通的问题，让时间流得很慢，他记起过往的点点滴滴，只觉得好恨。
过了不久，房外的父母不知为何又争吵起来，父亲没有喝酒，讲话却比醉酒时还要难听。
“你生的那个小杂种，今天还给我说想让老子出钱让他读初中！你说好笑不好笑？晓得你是和哪个野男人生的这个小杂种，还让老子帮你养这么大，老子真是瞎了眼。”
“你积点口德！周友吉！嘴巴长了蛆吗？”
“我讲错了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别的男人搞的时候怎么不积德呢？你不要以为老子不晓得，你敢做不敢当啊？那个小杂种到底是谁的？”
“是狗的！老子和狗杂种生下的小狗杂种！”
“真的下贱！你那个小杂种和你一样下贱！还想骗老子白养他！你怎么不带他去找他亲爹呢！修梅的那个狗杂种，你还不想承认吗？”
“老子承认啊！老子就是和狗生出来的狗哇！狗还读什么初中哦？活得像条狗就不错了，你周家世世代代都是穷狗的命！真的是瞎了我的眼，当初怎么就遇到了你！”
……
这场对骂持续了很久，周启森咬紧牙听着，一开始是伤心，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伤心转变成了愤怒。
他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被夫妇二人这样来回羞辱？这娘原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竟然一直把自己当狗看！他忽然生气极了，把牙齿咬得“咯咯”发响，从没想过自己在这个家里原来是猪狗不如！他想起打书匠讲《水浒》中的“风雪山神庙”，这夫妇二人真是奸恶的小人露了真面目啊！而自己是受辱的林冲，要是手里有那酒葫芦长枪，非得出去剜了他们的心不可！隔着一扇门，父母的辱骂还在继续，周启森在自己房里翻箱倒柜，却连一把剪刀也没找到。
没关系，周启森想到，硬来没有胜算，那不如就“智取生辰纲”，给他们下敌敌畏！他翻开床铺的稻草，拿出一坨棉布手帕，小心翼翼展开来。那是往年拜年，叔叔悄悄给的压岁钱，他一直没怎么舍得用，数了数，竟然也有二十块了。
他狠狠咬着自己的臼齿，嘴里好像都冒出了石头撞击时会有的怪煳味。
那好啊！明天就到镇上买药去！
现在还剩十七块八毛，他把钱拿出来数了数，又塞回裤兜继续走，腿有点酸了。
走到嵩山少林寺，一路上需要多少钱做盘缠？他不知道，但是肯定得非常节省才行，毕竟一瓶农药，就花掉了一块九毛五。
他记着自己是下午7点离家出走的。
往父母煨在灶边的中药里倒了半瓶农药，回房把旧旧的军书包挎在肩上，就出门了。
这漆黑的夜里，还在一直沿着公路前行的，除了周启森已经没有别人了，偶尔有一辆卡车或者拖拉机经过。再走一阵，他的解放鞋里全是汗，又滑又紧，脚也开始烧疼。他记得大概穿过了两三座桥、很多田地，又经历了一些看上去和停弦渡差不多大小的乡镇，终于到了一个看起来很不一样的地方——这里有在农村从没见过的高楼房，电线连着整齐的电线杆和路灯，水泥马路平整又宽敞，他觉得自己可能已经到了荆州。
他看过同学家贴在墙上的中国地图，如果一直向北，最先到达的大城市，就是湖北的荆州市。
开始体会到辛苦了，原来一直走路是这么累，都快走了一晚上才到荆州啊。按照这样的速度，也许一个星期不停地走，才能走到嵩山少林寺。不过他又劝自己先别气馁，总能想出来一些别的办法。荆州是个市，和管辖临澧县的常德市一样，是个大地方，应该也会有汽车站吧？
坐汽车过去少林寺，不知道要多少钱，手上的这些够不够？自己是未成年人，可不可以买票？他都不懂。
但是可以不耻下问！他突然想，《水浒》里那些好汉当年走南闯北，可不仅凭着一双腿脚，也还是凭着聪明的头脑。
他又抬起头，想再去看天上那些星星，找它们借一点前行的动力，却看到一块挂在路灯下的铁牌，上面白底红字写着：“常德澧县欢迎您！”
澧县只是临澧县的隔壁县。
周启森有点眼冒金花，差点没站稳，简直尝到了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却发现路尽头的肉柱子是佛祖手指时的那种滋味。
他在朋友家的中国地图上悄悄比画过。从临澧县到河南嵩山，大约是他小臂那么长的距离，有500多公里；到他的第一个小目的地湖北荆州市，差不多是食指的长度，在100公里左右；到澧县有多远呢？差不多一粒大米就够了，10多公里的样子。况且停弦渡还是直接与澧县接壤的乡镇，只隔了一座去年刚修好不久的张公庙大桥。
这样下去，走到荆州都得好几天，嵩山少林寺突然变得远在天边、遥不可及了。
周启森虽然还在继续往前走，但意志消沉之后，不只脚疼，肚子也开始饿了。这县城的深夜，到处都是房子，却不见半个人影，安静得让他害怕，几声响亮的狗叫突然传来，他哆嗦着弯下腰，喘着粗气躲进一条小巷。他从小在农村就怕狗，一边喘气一边快步往小巷中走。偌大的县城中是大片的黑暗，小巷里几乎家家都熄了灯，但仍有一扇窗户还亮着光。他走过去趴在窗台上悄悄往里面看，只见到那昏黄的电灯泡下，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像。
菩萨抱着一个穿红肚兜的小孩，慈眼低垂，仿佛是在看小孩，又好像是在看向他。周启森腿脚一软，便跪在窗前，开始忏悔，嘴里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轻喊“菩萨啊，救救我！”。喊着喊着，他终于撑不住了，开始哭起来，哭得泪眼模糊。
“小孩，你怎么了？”
窗里传出菩萨若有似无的细微声音。周启森不停抹着眼泪，什么也看不清，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到了显灵的声音，又或者是自己的幻觉，他不敢放过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号啕大哭着回应道：“让我回去吧！可不可以让我回去啊！我不是故意给他们下农药的，我后悔了！菩萨！菩萨！救救我！把这些变回去！”
“你给谁下了农药？”
“我的爸爸妈妈……是他们太歹毒了，真的对我太歹毒了……”
“你是哪里人？”
“我是临澧停弦渡的……”
周启森啜泣着，感到两只手轻轻抓住了他的胳膊，虽然鼻涕堵住了鼻子闻不出太多气味，却也能嗅到一点雪花霜的香气。
“你进屋里来。”不是电灯泡下的菩萨，是个年轻女人。
“我不是菩萨，是菩萨的信女。”
女人打开热水瓶，倒了杯温水给周启森：“你给我讲讲，你父母是怎么对你歹毒的。”
周启森抹干了眼泪，双手捧着水杯，才看清楚女人的长相。短发、漂亮、城里人的白衬衣，要不是胸前戴着一串念珠，真像是同学家墙上中国地图旁边挂历上的时髦美人。
“你讲呀！”
女人催促他，他吞下一口温热的水，把自己的一切慢慢讲了出来。
起初，周启森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自己是哪里人、家里是什么条件、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就讲不下去了。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们歹毒的？”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很歹毒，硬要逼我去看死人……”周启森带着哭腔说。
想到父亲逼自己看死人的事，记忆的闸门就被打开了，周启森的讲述慢慢开始流畅起来。
一路上的回想是一种记忆的练习。被迫去的葬礼、打书匠、《水浒》、不吃肉的鼓匠、怎么看待生与死、娘亲的偷情传闻、拜年回家的争吵、偷听到父母对自己的侮辱、买农药、下毒与出走……他事无巨细地讲，掏心掏肺地讲，这些事情憋在心里太久了，从来没有地方可以说出来。
“罪过……”
女人转动着手中念珠，嗟叹一声，然后站起身，让周启森跟过来。她递了三炷香给他，让他在菩萨面前拜一拜，诚心悔悟自己的罪过。周启森照做了。
“这么晚了，你从临澧走过来那么远，也累了，就先在我家睡吧。”
女人把周启森领进房间，说自己一个人住，只铺了一张床，让周启森就睡那张床。
周启森犹豫了一下，还是脱掉了外套和磨得破损的解放鞋，躺了上去。他实在是累了。和家里的煤油灯不一样，女人拉了门边的细线，白炽灯就灭了。周启森看着床头的鸳鸯浮雕，眼皮越来越沉，最后终于缓缓闭上。蒙眬中，他好像听到开门的响动和单车链条的声音。
他想睁眼看一看，她是不是真的走了，但实在是太疲倦，眼皮和身体，都不再听使唤，不能动弹。
这都是梦吗？不，如果是梦，他觉得自己醒过来，回到那样的家里，迟早有一天还是会做出这样的事。
她会不会是悄悄去找公安来抓自己了？那也罢了，大不了一死，死无非就是比疼更疼一点，反正也已经疼够了。再说，也许死了正好，可以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好汉，会不会变成一颗星星，回到天上……
第二天上午，阳光斜着从窗外进来，把他从沉睡中照醒。
他还是感觉很像梦，但那床头红漆的木雕鸳鸯、散发出淡淡雪花霜香味的枕头让他清楚，这是真的。
很快，他被门外飘来的另外一种香气所吸引。
“小孩，吃早饭了。”
女人端了一只青花鲤鱼戏莲叶的白瓷碗进来，碗中插着白瓷汤匙。
那是猪油的香气，女人为他煮了两个白水荷包蛋，只是放了些盐和酱油调味，撒上葱花，舀了勺猪油随汤匙一起浸入热汤之中。
周启森吃得连一滴汤都不剩，甚至不停用舌头去舔碗底的咸味。
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的一顿，以往所有宴席上的大菜都不能比。
3
“先贵！先贵！”
1992年夏末的临澧县公安局，骄阳把一切都照得发白。乔先贵转过身，大厅外台阶的蓝色瓷砖是白的，地面的灰色水泥是白的，车棚的绿色棚顶也被晒成了晃眼的白色。
边三轮的引擎声熄灭，赵定尧把钥匙扣在皮带边，朝着乔先贵小跑过来。
他看起来热极了，灰绿色的夏季警服胸前，浸着大片的汗渍。倒是那一颗颗铜纽扣，在正午的太阳下金光闪闪。蓝底红边，里面印着红五星、黄长城、白色“公安”字样的袖章，也仍是干干净净的。
“你就不能讲究点？这么好看的警服，怎么老是被你穿得松松垮垮，邋遢相，不威武。”赵定尧向来注意形象，见到乔先贵衬衣的下摆都不塞进裤子里收好，就总爱批评两句。
“我刚去‘一完小’那边搞完事回来，太热了就管不了那么多。”
“搞什么事？”
“几个混混在一家小餐馆里面打架。他们拿铁棍搞的，搞成了重伤，现场到处都是血。有两个人送医院去了，有一个伤得很重，不晓得还救不救得回来。”
“那就要看他命大不大了，打架能有什么好下场……”
赵定尧叹了一句，说自己刚从澧县公安局回来，上次联合侦办的抢劫案，给他们送了点材料过去。
乔先贵问是哪个抢劫案，赵定尧告诉他就是去年年底的摩托飞车抢劫案。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两个年轻人，在临澧、澧县、津市一带流窜作案，骑着摩托车搞抢劫。一个人骑车，另一个坐在后面，专门看准了那些有钱的女人下手。不是抢她们的包，就是扯她们的金项链和金耳环。摩托车速度快，人力气也大，好几个女人摔在地上差点骨折不说，有的老太太耳环被扯掉时耳朵肉都被扯下来了，鲜血直流，只可惜仍然没有抓到那两个畜生。
乔先贵说听着都疼，怪作孽的。赵定尧撇撇嘴说好在最近消停了，就是不知道等到了年关，会不会又出来作案。
“不管今后作不作案，还是要赶紧把人抓住的，得还老百姓一个公道。”乔先贵说，等自己手头的事忙完了，也要来跟一跟这个案子。
“你？有空了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眼圈都黑得跟个国宝熊猫似的了！”赵定尧拍着他的肩膀揶揄完，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对了，你还记得我们清明节办的那个事吗？停弦渡覆船村那对吵架后喝药的夫妻？”
“当然记得。”乔先贵问他怎么了。
“他们不是有个离家出走的小孩？澧县公安那边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上个星期被澧县的一个女人登记领养了，运气好呢！”
“哦？”乔先贵面露诧异。
“澧县公安的人说那姑娘家条件不错，人也很好，就是婚姻不太好。她结婚后很久都怀不上孩子，男人就悄悄和别的女人好上了。男人和别的女人好的时候呢，她又怀了孕，生了个女儿，事情发生后，两人离了婚，男人就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跑了……”赵定尧说完，又开始了他的老生常谈，批评如今90年代真是大退步，男人们都开始学国外的那种歪风邪气，讲究风流潇洒，不愿再负责任，所以社会上混账越来越多，好男子汉越来越少。
“停弦渡那个案子啊，我其实……总觉得还有点不太清白。”乔先贵喃喃自语，陷入思考，好像并没有听进赵定尧说的话。
“先贵啊，你有时候就是太轴了。你手上的事情这么多，一年到头不给自己放个假，都累成什么样了？”赵定尧赶紧让他打住，“这个事情已经结案了，你就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但是……”乔先贵的疑虑仍在发酵。
“但是什么但是？90年代有你这样责任心太强的人，我看也不行！现在这个结果是最好的，”赵定尧劝他多想想，“那孩子在澧县县城，不比在农村那样不幸的家庭里面好多了？没准以后还能成个人才，对他自己、对社会都有好处。你说有几个农村孩子，有这样的机会，得到这种条件，改变自己的命运？”
“好吧，你讲得也有道理……”乔先贵轻轻点头，“那就算了吧。”
一阵风吹过来，吹出干燥的沙土灰尘的味道，男人用手掌揉揉眼睛，愈发显得疲惫。
女人打开门缝，只见一位穿橄榄绿制服的公安正扶着自行车把，大拇指正在扳动车铃。
“您好，我是临澧公安局的。我叫乔先贵，请问这里是不是崔静莲家？”
“是啊。”女人只露出半张脸，身体依然藏在门后，平静地回答他。
“你就是崔静莲？”
女人打量着他，点点头。
乔先贵问她上上个星期，是不是登记收养了一个临澧县停弦渡镇覆船村的小孩，名字叫周启森。
“对啊。”崔静莲把门拉开，乔先贵才发现她挺漂亮的，披肩的长发垂在干净整洁的墨绿色连衣裙上，要是笑一笑，应该是个美人，但她完全没有表情，太过冷淡了。
乔先贵想不出一种形容，但他想起不少在工作中见过的死人脸。他暗暗觉得要是他们可以睁开眼与人交谈，也许就是这副样子。
“我可以进去吗？”乔先贵把单车一推，停在门边，把帆布包挎在肩上。
崔静莲让他进屋来，问他有什么事。
“哎呀，你就是周启森吧？”
乔先贵第一次看到周启森的时候，他正坐在缝纫机前看书，双脚轻轻来回踩着踏板，好像觉得那很好玩。
窗外的阳光透过薄薄的窗纱照进来，照在他剪得整齐的平头上，透出棕亮的颜色，也把他白白的的确良衬衣照得通透、干净。这哪里像是农村出来的小孩？他这么恰如其分地待在这个可以称之为“小康”的县城住所里，没有任何不妥。
乔先贵不禁低下头看自己的腰，制服的下摆又忘了塞进裤子里，反倒显得一副邋遢相。
“周启森是他以前的名字，”崔静莲对乔先贵强调，“他现在改名了，叫崔远，跟我姓了。”
周启森转过头，小孩子的眼睛终究还是藏不住东西，惊恐和警惕在他绷紧的脸上表现出来。
“好，崔远。”
乔先贵一边从帆布包里掏出他的海鸥牌照相机，一边解释，“是这样的，你们澧县这边的手续都办好了，但是我们临澧也要走一些手续。我先给你们拍张照，好吧？”
崔静莲走到崔远身边，把手搭在他肩上，看着乔先贵问是要分开照还是合照。
乔先贵说，那就合照吧，举起相机，等他们站好看向这边，拍了一张。虽然他没有说“笑一个”，但在按下快门的刹那，取景器里的两人却都像本能似的，露出了亲生母子一般腼腆但自然的微笑。
如乔先贵料想的那样，崔静莲笑起来的样子挺动人的。
乔先贵把海鸥相机收进帆布包，又拿出黑色的指纹捺印盒和一张白色的卡纸，走过去放在缝纫机台上。
“还要登记一下小孩的指纹。”
崔远乖乖伸出双手，乔先贵不声不响地给他的每个手指都涂上油墨，然后将指纹一一按捺在卡纸上。
“我的指纹要吗？”
崔静莲直勾勾地看着乔先贵的眼睛，乔先贵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不好意思。
“啊，就不用了。”
他把工具整理好，收进自己的帆布包，又拿出钢笔和记事本，“我们聊一下就可以。你收养了这个小孩，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那天去长沙办事，在街上遇到他。看到他穿得破破烂烂的，很遭孽的样子，听他讲话又是我们这边的方言，就问了他情况。他说他是临澧人，父母总是虐待他，他被他爹赶出来，离家出走跑到长沙，我们就遇到了。”
“具体是哪一天还记得吗？”
“4月7号，清明节过了几天。”
乔先贵一边站着书写，一边问崔远是哪天出门的。
“4月1号晚上，清明节前几天。”
“为什么要去长沙？”
崔远小心翼翼地说他本来想去深圳的，就一直往南边走。走了三四天，身上的钱用完了，发现才只到长沙，都没有出湖南，觉得走不动了，就在长沙落脚了。
“又是为什么想去深圳呢？你有亲戚在那边？”
“没有。”
乔先贵抬起头看，崔远的眼神一直在闪躲。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大海，就想去看看海。再又听说深圳打工可以挣钱，我也想挣钱，有钱了就不用受欺负了。”
乔先贵不为所动，问他走到长沙，中间经过了哪些地方还记不记得。
崔远称反正就一路往南边和东边走。到过常德、汉寿、益阳和宁乡，再就到长沙了。
“你身上应该没什么钱吧？路上吃的什么？”
“我叔叔过年都给我一点压岁钱，我一直存着，饿了就买点馒头吃。”
“哪天到的长沙？”
“4月5号晚上。”
“你的……亲生父母分别是4月2号晚上、4月3号上午过世的，这两天你在什么地方？”
“记不清了，应该是走到了常德和汉寿。”
崔远每次说完话，都要闭紧嘴。
“关于他们的事，你知道些什么吗？”
乔先贵忽然发问，小孩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不要慌啊，我就随便问你几个问题。”
“是啊，”崔静莲也在一边跟着说，“这有什么好慌的？”
乔先贵问崔远有没有听说父母是怎么死的。
崔远很小声地回答，说喝药死的。
“可是你家又不务农，农药哪里来的，你知道吗？”
崔远说是他买的。
“你买的？”乔先贵惊讶于这小孩如此坦白。
“是我爹让我去停弦渡镇上的生产资料供销社买的。买完回去的那天晚上，他就把我赶出家门了。”崔远说。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买农药干吗的？你娘知道农药的事吗？”
“没有说，”小孩看着自己的喇叭牛仔裤摇头，“我也不知道我娘知不知道，那天她不在家，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说实话啊，当时我们发现农药瓶子上有你爹的指纹，还有一些小孩子的指纹，我们就想到，很有可能是你的指纹。”乔先贵照直说了，“所以呢，我后来也去你们镇上的生资社问过了。那边的销售员还记得你，她说你当时给她讲，农药是你娘让你买的，这又是怎么回事？”
崔远说那是她听错了，自己明明给她说是爹让买的。
“她听错了？还是你说错了？”乔先贵追问。
“她听错了，我告诉她是我爹让买的。”崔远身体有些向后闪躲，小声重复了一遍。
“好。”乔先贵说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把农药买回去之后，有没有看到你爹把它放哪里了？”
“我不知道，不记得了。”小孩越来越紧张了。
“不知道吗？”乔先贵告诉他，“我们是在你的房间里，发现的农药瓶子。”
崔远咬紧了嘴唇，不再说话，慢慢看向崔静莲。
“他爹想和他娘一起喝药死呗，下药的时候又不想让他娘看见，就躲在他的房间里去悄悄下药了。你问他这么多干什么？他又不在场，怎么可能知道？再怎么说也是亲生父母，他一个小孩，你这样一直问是什么意思？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原本脸色冷淡的崔静莲，忽然变成了护崽的暴躁母鸡，眼神锐利，咄咄逼人。乔先贵赶紧合上笔记本，试图安抚她的情绪。
“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想把事情弄清楚，您别这么大火气。”
“他父母的事情，你们不是已经结案了吗？村里做主把他们家房子都给分了，一块土砖、一片烂瓦都没有留给他，现在还有什么没弄清楚的？”
“弄清楚他们的死，对崔远很重要，对你也很重要。我想弄清楚这件事，不是为了给去世的谁讨公道，而是对这些还在世的人负责。”
“那你们怎么不给我主持公道啊？把我的女儿找到还给我啊！”
一旦牵扯到别的事，就没完没了了。乔先贵说这事不归他负责，但可以帮忙去打听打听。崔静莲知道他打听了也没什么用，板着脸不为所动。
“好好好，”乔先贵把本子重新打开，“那我现在不问他了，问问你可以吧？”
“你想问什么？”崔静莲轻轻拍拍崔远的肩膀，抚慰他。
“我想问问，你是哪一天去的长沙？你说去那边办事，是办什么事？”乔先贵调整了自己的站姿，把正对着崔远的身子转向崔静莲。
“我去长沙？是4月6号，从津市坐船去的。”崔静莲第一句话还在故作镇定。
“我去年离过婚，前夫那个畜生因为我迟迟怀不上孩子，和别的女人好了。后来我给他生了个女儿才知道，他们一家人都是畜生，都知道他在外面找女人，还都帮他瞒着我。我和他离了婚，那段时间压力大，精神也出了点问题，他们那家畜生劝我为孩子着想，让我答应把女儿……”
正说着，一滴眼泪猝不及防滑向下巴，她哽咽了。
“我心里软，为了孩子的成长着想，我答应了女儿断奶之后就跟他。但是怎么想到，他们带着我的孩子，一家人都从澧县消失了，就是去年这个时候。我真的……”她拿出手帕，擤了擤鼻子，“我是听人说他们去长沙了，当时就想到长沙去找我女儿。”
乔先贵不知该如何安慰情绪突然崩溃的女人，只好问她找到女儿了没有。
“女儿没找到，”崔静莲一脸哭相看着崔远，“我找到他了。”
“你是听谁说，你女儿和前夫一家人在长沙的？”乔先贵瞄了一眼她手帕上面绣的一朵宝莲，并没有因为她的哭泣有太多动容。
崔静莲说她前夫是个知识分子，以前是当老师的。前夫给朋友写过信，说自己到了长沙，和那个女人结婚了，一切都很好。
“那这位朋友是哪一天告诉你的？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乔先贵的提问很迅速。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遇到了，他告诉我的。他叫刘平武，是澧县二中的老师。”
“哦？我想想啊……”乔先贵停下笔，瞟着崔静莲的眼睛，“你去年过年的时候遇到这个刘平武，他告诉你，你前夫一家和女儿可能在长沙，然后你直到今年清明节后才过去找女儿，是这个意思吗？既然你这么想女儿，为什么中间等了那么多天才出发，去长沙找他们呢？”
崔静莲先不做回答，走进自己的房里，拉开抽屉，拿出一张信笺纸来，递给乔先贵看。
“你问这么多，”她的声音由远及近，“是不是一直怀疑我不是在长沙遇到的这个孩子？”
乔先贵还没来得及打开纸看，突然被红着鼻子的崔静莲问到了要点。确实被她看破了。
“主要是我从临澧县过来一趟也远，就想尽量问清楚一点。万一到时候不行，又要重新过来，就很麻烦，希望你多多体谅一下，耐得烦一点。”乔先贵按着信笺纸，向她解释。
“还有什么不清楚？”崔静莲紧接着说，她当时在街上遇到崔远之后，不是直接把他带回家了，还是先带他去了长沙的派出所报案。崔远这孩子怕生，听不懂他们说长沙话，只愿意跟她回家，征得长沙公安同意之后，她才把孩子带回来。
“这是那时候那边派出所给的回执单，你自己看，签字、日期、盖章都有。”
乔先贵拆开纸看了看，确实如她讲的那样，印有“长沙公安下河街派出所”抬头的信笺纸上，用钢笔刚劲有力地写了几行简短的接案通知，并有民警签字，加盖了单位公章。
“你问的这些问题，澧县公安局的人都问过了，我也交代过一遍，再问一次有意思吗？我去年过年得到刘平武消息的时候，就去长沙找过我女儿和前夫一次了，我没找到啊！所以清明是第二次去，就隔了那么久，有什么问题吗？”
崔静莲从乔先贵手上拿回那张回执单，轻轻折好，放回抽屉。又从抽屉里摸出一沓小纸片来，找出其中的几张，递给乔先贵看。她说这分别是去年过年时津市去长沙的船票、4月6号津市去长沙的船票，还有4月9号带崔远回来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长沙买的船票。
“我都收着呢，总不会有假吧？”
乔先贵点点头，把这些都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的确，崔静莲的证据很全，但在乔先贵看来，有点太过于无懈可击了，仿佛是准备好要证明什么似的。
“你怎么还不信啊？”崔静莲有些歇斯底里了，“要不我们一起去长沙一趟，问问那边的派出所、饭馆和我们住的招待所？”
乔先贵举着钢笔摆摆手，说这个事情就先问到这里。
“我还想问问，你4月3号清晨三四点左右，有没有骑单车去过停弦渡的覆船村？遇到过一个起夜的老人，问过他三组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崔静莲摇头，“我家单车过年的时候被偷了，也一直没买新的，我哪里来的单车？”
“那你4月3号清晨三四点左右，人在哪里？”
“那我怎么还记得？三四点肯定没起床，在家睡觉啊。”
“你一个人睡的？有谁可以证明吗？”
“你什么意思！”
崔静莲忽然凶起来，乔先贵才发觉自己问得不妥，钻到不该钻的牛角尖里去了。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意思是，父母家人……”
“没有父母家人了，”崔静莲把头扭到一边，强忍着愤怒和悲痛的表情，故意赌气似的，说得很随意，“父母都死了，跟他一样。”
这句话让三个人都伫在那里，只有阳光照射下的灰尘在散漫飘动着，安静得连屋外草丛里的蛐蛐叫，都显得格外吵人。
过了好一会儿，乔先贵又说了一句“对不起”。这谈话越来越难以进行下去。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走，”他松了松自己的衣领，“你当时把他从长沙带回来这边，为什么不直接送到临澧县，送他回家呢？为什么要把他留在自己身边？”
“是我求妈妈收留我的！”崔静莲还没开口，崔远忽然近乎果敢地大声吼出来，“他们早就都不要我了，那里不是我的家！他们打我！骂我！侮辱我！”
这屋子乔先贵再也待不下去了，明明这么亮堂，也不缺家具和物什，却冷清得让人心里发凉。
“好，我今天就问这么多，打扰了。”
他把笔记本和钢笔收进挎包，口干舌燥。
乔先贵推开门的时候，赵定尧正坐在窗边看报纸，他呷了一口茶水，把搪瓷杯放在办公室窗沿上。
“老赵，听说那个摩托飞车抢劫女人包和金银首饰的案子破了？”
“是啊，破了。”赵定尧的回答很简短，似乎不太想和他搭话。
“恭喜啊！恭喜！恭喜！讲讲嘛，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好讲的，很简单。我就想那两个人曾经在临澧、澧县、津市一带作案，又没有被抓，说明他们对地方很熟，几边都跑得多是不？再一个肯定也穷，才想抢劫吧？但是摩托车可不便宜。那什么人他穷，又还买得起摩托车，又还开着到处跑？我就想会不会是跑摩的的嘛。然后联系了澧县公安和津市公安那边的朋友，从在这三个地方跑过摩的的人里找。”
“这么容易就找到了？”乔先贵有些不敢相信。
赵定尧说可不容易呢，一开始根本没找到。不过他后来转变了一下思路，从开爬爬车和慢慢游的人里面找。找到一对住在澧县张公庙的父子，他们之前是在三个地方开慢慢游的，后来听人说摩的利润高，更赚钱，就卖了慢慢游，借了一些钱买了摩托车，结果赚的钱却比开慢慢游少多了。
“毕竟我们这边经济也不发达，消费得起摩的的人，哪里有坐慢慢游的多？父子俩欠一屁股账没钱过年，就心生歹念了。”
“厉害！”乔先贵给他竖起大拇指。
“我这叫懂得轻重缓急。你看，案子也破了，人也抓到了，局里还说要给我立功呢。”赵定尧撇撇嘴，显然话里有话。
“当然该立功啊！你这可真是为民除害了。”乔先贵却显然没有听懂他的话外音。
“先贵啊，我听说你又跑到停弦渡镇去了？”赵定尧摇摇头，照直说了。
乔先贵嘿嘿一笑。
“我上次去澧县，拿到了那对夫妻小孩的指纹，和农药瓶子上的确实是对上了。我还给他们照了相，今天拿相片去找那边村里的人认。那小孩他们倒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说‘这个就是周启森呀，现在都搞得这么潇洒阔气啦’，但是那个女人没对上，起夜的老人说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短发、面容削瘦，但是她现在头发不是短的，脸也不瘦，说看着不蛮像。其他人就更没印象了，当时来村里的那个女人，骑着单车，也没谁那么仔细看她的脸。”
说完，乔先贵也喝了一口茶，被烫了舌。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怪。通过和他们对话，我认为这个小孩和收养他的那个女人，都不简单。”
“你总不会在怀疑是小孩下的毒，毒死了自己的亲爹亲娘吧？”赵定尧问他。
“我是这么想的……”乔先贵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有继续查才能搞得更清楚。继续查的话，那要下大功夫。”
“我说先贵呢，你就不要搞那些天方夜谭了！这种家庭，最后成了这样，我讲句不应该的，这就是命哪！就算是和小孩有关系，那小孩谁养的谁教的？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他们自己没责任？”
乔先贵知道赵定尧为什么生气了。他顿了顿说，责任归责任，自己也觉得他们挺可怜的，如果那个男人有点本事，家里条件好点，也不至于成这样。
“谁又说他没本事呢？他在他们那行，也还做得挺好，有名气啊！不然哪来那么多做红白喜事的愿意请他？只不过，他的这门本事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养不起他的家庭了。他自己看不到这一点，或者看到得太晚了，这要找谁说道理去呢？”赵定尧一边看报一边说，人再穷再苦，死后入土为安，也就不可怜了。
“我们做的这份工作，主要是安慰还活着的人，让他们少一点可怜。”
“你比我聪明，”乔先贵点点头，放下茶杯，“说得有道理……”
乔先贵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赵定尧倒是来了火气。
他把报纸压到一边。“哎呀，你每次都这样！每次都说我有道理，一转身又还硬着脑袋钻牛角尖，没完没了继续给自己揽这些事情搞！责任心这么重，身体吃得消吗？我看你才最可怜！石膏厂那边的事情马上又要交差了，上面不也让你早点结了？你就不能赶紧把石膏厂的事搞完了去歇两天？”
乔先贵笑了两声，笑得一阵咳嗽。身体确实不怎么好了，自己其实也知道。
咳完了，他捶捶胸口，给赵定尧敬了个礼。
“赵定尧同志，这次我真听你的！”
2004年冬天，临澧县公安局的大厅门口，有人搭着人字梯，开始挂过年的大红灯笼。
赵定尧坐在临澧县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内，推开窗户，看细细的雪絮飘在楼下大众桑塔纳警车上，不见了形状。
他想起那个骄阳把一切都晒得发白的夏天，自己从边三轮上下来，把钥匙扣在皮带边，叫一个同事的名字，朝对方小跑过去。
赵定尧凭老资格调换岗位，负责情报和资料的案头工作已经很多年。不用像年轻小伙那样经常外出劳累，有时却也寂寞了点。
他平日里还算清闲，但现在公安系统慢慢进入计算机时代，最近局里根据上头要求，安排了整理旧案宗、将档案电子化联网的任务，就有点忙碌起来。好在他学习能力一直不错，对于电脑设备算上手快的。
桌面上的牛皮纸卷宗袋，负责人一栏的冒号后面，写着那个老同事的名字。
赵定尧点燃一根烟，试图想起他的长相，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那时候他们都年轻，他长得其实比自己帅，但不注意形象，邋里邋遢的，衬衣的下摆从不塞进裤子里。他挺喜欢钻牛角尖，眼神里总是透着认真和笃定的光亮，仿佛从来没有松懈过。
但唯独那一次，他听了自己的劝说，放下了这个本已结案的案宗，去跟另外一个石膏厂的案子。
也许是天太黑没看仔细路，也许是身体不好犯了晕，早起去往石膏厂的山路上，他和他的自行车都从坡边掉了下去，落在山底清晨白雾间挂满露水的藿香草丛里。
听说被人发现的时候，他的手都还紧握着挎包，里面有一台海鸥牌照相机，那是局里的公家资产，他平时一直小心翼翼地爱护着。
赵定尧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指纹捺印的卡纸，那是一组小孩的指纹，上面写着“崔远”的名字，是他当年骑着自行车，去往隔壁县城取证回来的。
要是当初没有教训你，劝你放过这个案子，你现在又在哪里呢？
应该还好好活着吧？也讨老婆、生小孩了吧？
乔先贵啊……
赵定尧眼眶里饱含着泪花，没有落下来。窗玻璃上冷凝的露珠饱和了，却成了一道道水痕往下流。
他揉了揉眼皮，把这张来自1992年的卡纸放上扫描仪，收进指纹库。
他仅仅是完成当下应该完成的工作。
4
“接下来是我们最后的一首歌——《爱玲》。”
同暗红色沙滩公园大门相连的传达室，现在是音乐节安保工作的临时指挥中心。罗门抬腕看手表，等身边安保工作的总指挥、治安管理大队的刘勇打完电话。电话有漏音，那头局里的领导在严厉批评刘勇，遥远的舞台那边，却隐约传来主唱低沉的嗓音。
“来吧亲爱的来到我的身边，我给你讲一个乡村的故事，也许你会说这是个孩子的童话。那个男人捧着采摘的鲜花，牵着一匹黑色的骏马，乘着落日带着你去收割庄稼……”
半小时前，林立莲把调查凶器如何带入现场的任务交给了罗门。
那把沾血的匕首看起来是很专业的刀具，黑色的橡胶手柄配上笔直的刀身，造型简单朴素，却透出瘆人的“实用”气息。现勘人员在拍照的时候量过，刃长20公分，全长33公分多，接近刀柄的冷钢上刻了一串简短的字母，但又不是英文。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带得进来？罗门想了好几种突破安保的办法过来请教，都被刘队一一反驳，正好领导打电话过来，得以中场休息，他可以偷偷听几句歌，转换一下思路。
“无论你有多么无比的宽容和坚定，生活每天上演新的悲剧，这其中也许有我和你。有什么不好，我们就停留在这里？不需要继续，还是要继续？”
罗门挺喜欢这支乐队的，无论是歌词的意境还是音乐的风格，都对口味，但是今天在后台碰了面，却不好意思打招呼。性格内向，没办法。
“罗门，你刚才说凶器是在音乐节之前就藏在现场的这个假设，我不敢打包票，但可能性肯定是很小的。音乐节开始之前，我们已经在区域内进行了几轮地毯式的清场检查，只差没有挖地三尺了。”
刘勇挨完批评挂了电话，中场休息也结束了。
“那有没有可能，是从水上偷偷带进来的？虽然音乐节现场在橘子洲上是完全封闭的，进出你们安保都管得很严，但我看里面也有河滩是临水的。如果凶手带着刀，乘小艇渡湘江过来呢？”
“这个可能性更小，在预案里面也早考虑到了。”刘勇摆手否定，“观众可以通行的江滩，我们都有安排人手值班和巡逻，不仅防止逃票，更是为了预防溺水事件。真有小船小艇过来肯定会发现的。”
“而且这次安保是联合任务，湘江水警也出动了，派了三艘机动艇在水面巡逻，别说小艇小船了，就算他是游过来的也肯定早发现了。”
治安管理大队的另一位同事补充完，灵机一动向刘勇建议，要不让他把那把刀的照片给高哥看一下。
“高哥现在在哪里？”
“应该就外面大门口吧，你不是安排了他负责检票处的工作？”
刘勇让他把高哥叫进来。
罗门好像听说过“高哥”这位同事，但又记不清具体是谁了。刘勇挨了领导批评，不耐烦归不耐烦，还是开口告诉他，高哥在安检一线干了挺久，是个老手，对管制刀具的知识相当丰富。
“这是战术匕首咯！俄罗斯的不死鸟‘凤凰’军刀，上面的俄文就是‘凤凰’的意思。这刀漂亮啊，很厉害的，只有精英特种部队才装备，还被那边当作国礼送给一些政要首脑或者英雄楷模。”高哥进门不废话，看了看手机上的照片就做出了判断，“真货非常罕见，平常人难得摸到，不过这把嘛，肯定是国内厂家仿制的，仿得还不错。”
罗门问他仿制的好不好买到。
高哥说，那就要看有没有门路了，现在网络时代，说很难买也不至于，但肯定是个懂行的，有点门路的人才会买这个。
“那……”罗门瞟了刘勇一眼，小心翼翼地问了句，“你们搞安全的，是不是多多少少都懂点这个？”
“我确实是这行干久了，才成了个刀具迷，但是懂不懂刀最主要还是看感不感兴趣。”高哥想了想告诉他，应该说，对于管制危险物品，他们肯定比一般人更懂，但这种懂和罗门想的那种懂不是同一个意思。
“罗门，你什么意思？”听了高哥的最后一句，刘勇这才反应过来罗门话中有话，把脸一沉。
“刘队，根据高哥的介绍，我刚才冒出一个想法。我们之前讨论了那么多可能性，或许有个最简单的办法被忽略了。”罗门照直说了，“我想问问您，今天参与音乐节安保的所有工作人员本身会被安检吗？”
“我知道你是想说这个，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您误会了，我不是怀疑警队里自己的同事。但是主办方合作的那些保安公司的保安，他们执行任务进场的时候，会被安检吗？”
传达室内安静下来，每个人都面色凝重。
“原则上是要检的。”高哥回答他。
“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检得不严咯，他们很多人都是一个公司的，就随便摸两下。”高哥看了看刘勇脸色，还是照直说了。
传达室内的几人再次陷入沉默，罗门的手机突然亮了，响起一阵铃音，是林立莲打过来的。
“林队。”
“你那边怎么样了？”
“暂时没什么进展，我在想……刘队这边安保做得这么严密，还能把凶器带进来，是不是安保队伍里面，本身有人出了问题。”
“张伟和杜然那边虽然还没找到血衣，但是他们根据包厢环境和死者姿态提出了一个猜想：死者当时没有防备，行凶前两人也没有发生冲突，是趁其不备下手的。凶手很有可能和死者认识，关系还不错。你懂我的意思吗？”
罗门皱着眉头转了转眼珠，告诉他懂了。
“另外，浩南那边关于监控器的事情，发现居然是死者黎万钟自己破坏的。他拿了一个喇叭状的东西对着监控器，监控器就坏了，不像是你说的那种激光。但具体是什么原理，也还不清楚，你这边查凶器的时候，也留意一下这个喇叭，我把浩南的截图发给你了……”
罗门说好，林立莲正准备挂电话，罗门又突然说等一下，让他先别挂。
传达室的门打开了，一位年轻警员扶着一个穿保安制服的消瘦中年人走进来。
“高哥，这个人跑过来，说他要自首。”
“人是你杀的？”
罗门这么问，但大家心里清楚，这人瘦得弱不禁风，面相挂着疲态，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不像是个可以干净利索杀人的。
保安说不是，他没有。
刘勇问那为什么自首。
“听说有死人了，保安们都在传……”他腿打着哆嗦，又惊又怕，“刀是他找我带进来的。”
罗门把手机上的照片给他看，问他是不是这一把。保安看到刀上的血渍有些怕，缩着脖子连连低首点头说是。
“我真的不知道，会搞成这么大的事情！我真的没办法，老婆跑了，爹也去世了，有个娘，还有个儿子要读书，实在是缺钱用……”这男人表现得很是懊悔。
罗门不停打量着他，轻轻问了一句：“你有过前科吧？”
消瘦的保安抿抿嘴，回答说：“有。”
“哪一年？什么事？”
“08年、11年，扒窃和盗窃，关过一年和两年。”保安眼睛一闭，就挤出了眼泪来，说实在是没办法，不然绝对不会答应他的。
罗门不为所动，继续问男人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国武。”
“你吸毒的吧？”
罗门语气很温和，刘国武却吓得浑身一抖，过了快半分钟，才缓缓吐出一个字：“吸。”
刘勇在旁边“啧啧”了两声。
“最近吸了吗？”
“没有。”
“你想清楚再说，”罗门提醒他，“要不要现在验个尿？”
“大前天……吸过。”
“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做好了思想准备才来的吧？那就比较好办，你应该清楚越早交代，对你越有利，”罗门拍拍他的肩膀，又把手插回自己口袋，“讲讲怎么回事，是谁让你把刀带进来的？”
他说是军哥介绍的。
罗门问哪个军哥。
“张文军。”
“哦，我知道他，高桥那边的吧？喜欢打架，也坐过牢。你们是在里面认识的？”
刘国武点点头。
“这个张文军，为什么让你把刀带进这里来？”刘勇厉声喝问，“他人现在在哪里？！”
刘国武赶忙说，不是张文军让他带的，是张文军介绍的人要他带的。
“那人是谁？”罗门问。
“我不知道他是谁。军哥只是告诉我，听说我们公司接了音乐节的安保业务，有个和这次音乐节相关的外快介绍，有点风险，问我做不做。我问他什么风险，他说只要我答应，会有人给我打电话，风险和报酬直接和那边谈，我就答应了。”刘国武抹掉眼角的眼泪，“他说有个欠他钱的老板平时不好接近，会去那个音乐节。他要在音乐节上找老板催债，让我帮他带个家伙进去。我问他会不会真搞，我说真搞那我不行，他让我放心，说绝对不会，只是起个威慑作用，家伙都不会开刃的，我就答应了。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起码一千五，他也没讲价，说先给我五百，办完事再给剩下的一千。”
“你觉得这刀要没开刃，能一刀就把别人脖子给抹了？”懂刀的高哥问他。
“他给我的时候真没开刃！我拿进去之前检查过，确实是没开刃的，不然我绝对不会答应他。”
“他就不会先骗你，等你拿进去再自己开刃吗？”罗门摇摇头，“你把经过讲仔细一点，他怎么把刀给你的，你又是怎么带进来的？”
刘国武说那人给他打电话，约了一个地方，就在太平街附近的一条巷子里。给了他五百块钱的现金和那把刀，用黑色塑料袋包着。那人说演出的第二天会来找他，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在公园西南角的公共厕所排队，让他在3点半左右去那里等，把刀藏在袖子里，然后那人会装作熟人过来，说要去上厕所，让他帮忙拿下包，这时他就把刀放在那人的包里，然后把包里那人准备好的、用信封包好的一千块钱拿出来，交易就算两清了。
“所以你和他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太平街附近的巷子里，什么时候？具体哪条巷子？第二次是在今天下午3点半，他长什么样子，你应该记得吧？”
刘国武说第一次是在四天以前，下午4点多，快到5点，就太平街很多卖宠物的那条巷子的一个十字路口，一家保险公司楼下，对面是王府井百货的地下车库。那人每次都戴个口罩，所以没见过脸，个子不矮，看上去至少有一米七五，不胖，是那种很流行的发型，年纪应该不大。
“什么叫很流行的发型？”
“就是那种两边少、中间厚的。”刘国武指了指传达室门外走过的一个年轻人，说就像他那样。
“你两次见他，他分别穿什么衣服？”
“两次都是黑衣服、牛仔裤，没什么商标。”
“鞋子呢？有注意吗？”
“运动鞋，白色的，好像是耐克。”
“还是有点特征，得找找这个人了，”罗门把脸转向刘勇，“门口的监控……”
“我那里有，我去安排。”高哥说完，刘勇点头默许。
“我再打个电话，让市局那边视频侦查大队的帮忙跟一跟。”罗门一边拨号一边默念自己脑海中的时间和范围，从8月20号下午4点半开始，人民保险门口、王府井百货车库出口的对面。那应该就是春天百货后面，药王街，都靠近黄兴中路了。天心区坡子街派出所的辖区。
“不过……今天下午和他见面，我从他包里摸装钱的信封，摸到里面有一件衣服，感觉还汗湿了，好像是穿过的。”等罗门打完电话，刘国武说。
“你的意思是，他很可能换过衣服？”
“我是这么猜的……”刘国武两手相握，缩着脖子说，总感觉那人非常谨慎。
“你今天下午拿了他的钱，钱呢？”
“等一下。”刘国武掏出钱包，正要展开拿钱，却被罗门喊住，“你把钱包放桌上，别碰那些钱了。等下我同事来了，要测指纹的。”
刘国武赶紧放下钱包举起双手，像在投降似的。
“对了，你说他之前打电话给你，通话记录里电话号码还有吧？”
“有，是个座机。”
刘国武赶紧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出号码给罗门看，刘勇也凑了过去。
罗门盯着那串号码，脸上慢慢显出古怪而困惑的表情，像是丢了魂似的。
那不过是个普通的0731开头的号码，刘勇问他怎么了。
他眨了眨眼，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说不可能啊。
刘勇问什么不可能。
罗门倒吸一口气，胸口的紫色机械怪兽印花，随着他胸腔的起伏愈加显得狰狞。
“怎么会是我的号码？”
小胖在前面用身体抵开虚掩的门，林立莲往传达室里走。
罗门说那句“怎么会是我的号码”时，正好对着林立莲的脸，好像是在问他似的。
大家都看向林立莲，林立莲则看着罗门。
“什么你的号码？”
刘勇和治安管理大队的同事，还有那个名叫刘国武的保安，所有人都有点蒙，好像也没太懂罗门这句话的意思。
“林队，嫌疑人之前给帮他带凶器进来的这位保安打过电话，但是现在，通话记录上显示的是我的号码……”罗门有些慌，把手机拿给林立莲看。
“是你家的号码？”林立莲看着那个号码，“还是局里办公室的号码？”
“那倒不是。”罗门回答，那是他乐队排练室的号码。
“排练室？”这个词林立莲有点陌生。
罗门向他解释，就是乐队用来练歌和彩排的地方。乐队音响的噪声比较大，弄得不好就扰民，所以一般都要找个固定的地方，做好专门的隔音处理，来排练自己的音乐。
“你排练室在哪里？还专门装了个座机？”林立莲问。
“五一新干线的七楼。”罗门继续向他解释，他们乐队这个排练室的租金加上隔音和改造的费用，还挺贵的，但又不是每天都有时间去搞排练。不用的时候，也就出借给别的玩乐队的朋友搞排练，收点使用费回点血。朋友介绍朋友那种，大家不一定很熟。去年就有乐队成员建议装个座机，方便在里面排练的乐队，和想去排练的乐队沟通安排时间，不至于撞期。
林立莲问有多少乐队在那里搞过排练。
罗门告诉他还不少，五六个吧。
“电话是什么时候打的？这个时间点谁在你的排练室，你知不知道？”
“四天前的下午。”罗门昂着头回想，但好像记不起来了，又去摸自己的手机，说不太清楚了，得问一问乐队的朋友。
林立莲按下他的手，让他先等一下。
“你乐队里都是些什么人？”
“就一个打鼓的，赵公子，网络公司程序员；一个弹贝斯的，多多，湖南师大读大四的学生；还有一个弹吉他的，老崔，做烟酒生意的；再就是我。”
罗门让林立莲放心，说都是些好人，他可以担保。林立莲考虑了一下，把手收了回去。
“帅！哥！快！接！电！话！啦！”
正当罗门要拨打电话的时候，小胖的手机突然发出巨大的搞笑铃声，吓了在场的人一跳。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胖赶紧关掉响铃，再去看来电显示，“是局里情报组的电话，开免提？”
林立莲点点头，那头传来声音说，凶器上的指纹匹配上了。
“这么快？”林立莲有点吃惊，有指纹就意味着很可能有案底，证实了惯犯的猜测。
“林队，你们发过来的图，刀身金属部分有一组指纹的纹形和特征区都很清晰，一面有三枚指纹分别是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另一面有一枚指纹是拇指，感觉可能是用力摁住刀背的时候留下的。”
“这听起来像是在磨刀开刃？”旁边的刘勇很快反应过来，“对上了！刚才不是说刀带进来之前没有开刃吗？”
电话那头继续说，技术部门通过计算机对比在数据库里检索到一组相似的小孩指纹，通过比例放大，再对比之后发现是同一人。
“小孩？”
在场所有人都一脸惊诧、不敢相信的表情。
“对，当时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不过到现在已经30多岁了。是1992年常德市临澧县停弦渡覆船村一对夫妻喝农药自杀的案子，这个案宗记得挺详细，很有那种老公安的作风。本来已经结案了，说是夫妻矛盾导致的自寻短见，根本没提孩子有什么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快半年后，又补录了一组非常清晰的小孩指纹进来，也没交代原因。”
“临澧县？这不林队的老家吗？”小胖突然想到。
“对哦，老林是常德临澧人。”刘勇也记得这回事。
“当年我是从临澧的修梅镇派出所考到长沙来的，停弦渡就是我们隔壁镇。这个案子我记得啊……”林立莲拿手掌揉了揉脑门，“那时候我有个朋友在停弦渡派出所，出警的时候太懒散还挨了县公安局刑警的批评，晚上特地过来找我喝酒说这个事。这家人姓周是吧？小孩子应该也姓周？”
“本来是姓周，叫周启森。不过后来被隔壁澧县的一个女人收养了，改了姓名，叫崔远。”
刘勇问他有没有过前科。
“这边暂时没有记录。”情报组的同事否定道。
“他的身份信息呢？全不全？身份证号、近期照片、手机号码这些。”
“正在跟进，应该问题不大。”
“好，辛苦了！你先把他的照片和身份信息全部调出来，赶紧发到现场。我们马上开始在现场组织警力找这个人。”刘勇弯下身子，双手撑在桌子上，急急朝电话那边吩咐。
他转过头，好像听见有谁说了句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刘勇抬起头，才知道林立莲问的不是他，而是罗门。
这个刚才还很有干劲的小伙子忽然变得目光呆滞，脸色很难看，身体也有些摇晃，像要站不稳，嘴唇在轻轻抖动着说话。要安静下来，看着他的嘴，才猜得出来他是在念着什么。
“老崔？”
林立莲歪着头感到困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念对了。在场的人都看向罗门，他的目光反而只能四处游离，不知道该和谁相对，尤其是紧盯着自己的林立莲。最后他只能埋下头，撬开自己不由自主紧闭着的、干燥的嘴唇，小心翼翼又有所躲闪地告诉林立莲，崔远就是老崔，他乐队的吉他手。
“什么意思？你说这个人是你熟人？”刘勇第一个反应过来，瞬间点燃了火暴脾气，大声质问他，“你干什么吃的？一个警察，身边有人谋划作案，一点察觉都没有？”
罗门一个踉跄，往墙边躲避，无法回答他。
“你干什么吃的？开什么玩笑！惹出这么大的事！现在不只你们刑侦，还有我们治安管理大队！我们分局所有人，都在补你这口锅！”
刘勇开始焦急地在传达室小小的屋子里来回踱步：“这个老崔人现在在哪里？！你知不知道？”
“罗门，你先冷静下来，不要慌，不管怎样，我们得先把人找到。”林立莲倒是比较镇定，问罗门今天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就我收到你们消息，去现场之前……”罗门仍然一脸蒙相，说他当时和乐队的几个人一起看演出，老崔也在。本来商量着晚上一起去吃夜宵的，后来给他们说这边发生了案子，去不了了，让他们别等。
“天啦……如果真的是他干的，那胆子也太大了！还和你一起看演出！”小胖在一旁感叹。
“你们本来约的去哪里吃？”
“四方坪的劲松烧烤。”罗门回答林立莲。
“那你直接给你队友打电话，问下他们还有没有在一起。”林立莲吩咐。
“这……会不会太直接了点，弄不好要打草惊蛇呢！”
刘勇不太赞成这个提议，小胖在一旁也点头认同。
“你们想想，罗门当时告诉他们这边发生了案子，这个崔远绝对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他又不是第一天认识这个警察，胆子这么大，要么根本就不怕被抓，在等着我们找上门；要么现在早溜了，怎么可能还和罗门的朋友们一起吃饭？”林立莲说，如果真在一起，那就一边直接和他谈稳住他，一边安排人赶过去，当然这概率很低。如果已经分开了，问清楚他们怎么分开的、时间和地点，是在音乐节现场还是在外面分开的，这对当下的情况最关键，有利于调整警力资源的分配，弄清楚是该集中在演出现场还是外围找人。
“可万一罗门的其他队友也是同伙呢？”刘勇还是有所担心。
“这应该不可能的。”罗门的反驳很小声，也很无力。
“你刚才不也说你乐队的人很可信？还打包票呢！”
“老刘你别吵，我知道你今天受了气，有情绪，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确定有效信息，把人给抓到。从现场的情况看，团伙作案的可能性确实很低。再说乐队一共就四个人，同伙作了案，还一起约警察吃夜宵，我认为不可能。”
林立莲说完，让罗门赶紧打电话：“你放轻松点，按我们平时的规矩来，只问该问的，不要透露不必要的信息引起恐慌和麻烦，出了事我负责。”
罗门深吸一口气，翻了翻通讯录，犹豫了一下该打给谁，然后拇指按向“赵公子”的名字。
“喂，罗门？”
小胖快速拿出纸笔，在一旁等着记录关键信息。
“那个，你们去吃烧烤了吗？我干完活了。”
“没去，老崔出了橘洲才想起来有点生意上的事情说吃不了了，多多又觉得两个人吃也没意思，要回学校，我们就散了。”乐队成员在电话那边回答。
“你和老崔在哪里散的？”
“我们坐地铁出去的，就五一广场啊。我帮你把琴和合成器放排练室了。”
“哦，你们什么时候散的啊？”
“8点钟的样子吧，怎么了？”
“没事，我就问问，老崔有说他去哪里吗？”
“没有，你找他？给他打电话问啊。”
“一点小事，想问问他上次河西买琴的地方，反正我也不急，下次排练再说。我先挂了……”
“哦，拜拜！”
罗门挂掉电话，打开手机相册，翻出一张照片来。照片中的人戴着白色鸭舌帽，背着吉他站在舞台的灯光下，微微偏头，看向按在琴弦上的左手手指，右手则拿着黑色的拨片，在划拨琴弦。
“你感觉像这个人吗？”
罗门最先拿给那个前来自首的保安看。
“应该是他！”保安指着他的鞋子让在场的人看，白色的耐克鞋！
“肯定是他，你想想，你们的排练室在五一新干线，不也离他们给刀的地方挺近的？”刘勇凑过去看照片上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也就是说，现在他已经离开音乐节现场了。”
他和治安管理大队的同事脸上都稍微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凶手至少不会在安保责任区内再次造成威胁了。虽然事情已经发生，责任不可避免，万一消息传开造成恐慌，后果也难以预料，现场的安保仍然不能松懈，但今晚主要的压力，已经从他这里转移到了林立莲带领的刑侦大队这边。
“他家住哪里你知道吗？”林立莲问罗门。
“他没买房子，但是在雨花亭新建西路那边开了一家烟酒店。店里有个阁楼，平时就住阁楼上。”罗门回答。
“多大年纪了，家人呢？”
“今年36，父母早不在了，他也离过婚，现在就一个人。”
“你自己有心理准备了吧？看现场你也知道，虽然没查到前科，但这肯定不是第一次作案啊……”
罗门闭紧嘴唇，没有回答。
“罗门有他的电话号码，不知道还在不在网，要不要找技术做SIM卡的基站定位？”小胖向林立莲建议。
“可以，你去联系。不过估计对方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SIM卡可能已经换了。尽量找到手机的IMEI码[16]，再通过手机来定位。”林立莲吩咐，“我把这边现场交给浩南，然后分头行动。你给杜然、张伟打电话，让他们开车过来接我和罗门去地铁五一广场站找监控，然后就去联系技术弄手机。”
“我要不要……试着打个电话给他？”罗门在一边很小声地说。
“你不要抱有幻想了，这种劝自首是劝不来的。他能在你眼皮底下做这些事，你还指望他把你当朋友吗？”
林立莲语气很平静，却不容置疑。
“我还是觉得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就不要多想，把你手机先交给我保管。电话打不打、什么时机打，等小胖查SIM卡之后再看情况，我们现在先去五一广场。”林立莲拿着罗门的手机看了看时间，低着头说，“今晚抓不到人，谁也别想回家。”
“就是他！”
地铁站值班室内，仪器亮着红色绿色的指示灯，显示器左上角的计时数码在不停跳动。
在“20：03：16”的时候，罗门叫了暂停，用手指着一个头戴渔夫帽、背着吉他箱包的背影。
刚才张伟开车通过橘子洲大桥，驶向五一广场的路上，林立莲给后来的两位同事大概讲了一下嫌疑人崔远的身份，以及他和罗门的关系，两人听后纷纷表示惊讶。
张伟一边开车一边问罗门，是不是上次来警局找他，和杜然一起见过的那位。
罗门说是，杜然也就想起来了。那次顺路，四人一起走过一段，那家伙还在路边商铺买了康师傅冰红茶请客。
如今画面暂停，张伟和杜然反倒齐声表示认不出这个背影来了。
“这个人就是崔远？”
林立莲让画面继续，屏幕中的人影转身露出了正面，但是戴着口罩，看不清脸。
“有点反侦查意识啊。”在一旁叉腰的杜然评论。
“往地铁站四号口的方向走了。”
大家把视线转向另一台显示器，快进了时间。
“从四号口出去了，平和堂商场大门的方向。”
林立莲的手指顺着背吉他箱包的人影移动，直到监控画面之外。
“到这里就没有了是吧？”林立莲转头问地铁站的执勤人员。
“没有了，外面道路上的那些监控得到派出所才能看到。”对方回答。
“太慢了，上钩的鱼不能让它跑了……”林立莲停顿了一下，吩咐道，“张伟留在这里，把画面截图，拣清晰的截，然后发回局里的情报组，让他们来跟街道上的安防监控。罗门和杜然跟我一起去外面找附近社会面的监控。”
“没问题。”张伟答应。
“社会面的监控去哪里找？”杜然问。
“地铁四号口外面就是平和堂，先去那边问问吧。”
平和堂是一家日资经营的老牌商场，因2012年钓鱼岛事件，曾遭到极端示威者的打砸抢，但事后很快修缮并重启营业。商场不断折转的电扶梯，周围是玻璃包裹的设计，仿佛置身一个镜中世界，可以让人很清晰地从各个角度看到自己的样貌和身前身后的仪表。
罗门看着镜中的自己，忽然想到那年出事，自己是参与了执勤的。
当时他满脑子都是困惑。表达诉求当然没什么不好，但是那些往日里看起来温和平常的市民，为什么忽然就变成了激动和暴力的面孔？他不理解。而如今，他更不能理解，那个平日里斯斯文文、颇有书生气的老崔，为什么做出了这种事。
每天都能见到的脸到底有几分真？生活的碎片如何构成了一个人？
恍惚中，他意识到现实情况是——老崔做了这种事，至少乐队已经垮掉了。拜他所赐，自己心中很重要的东西，刹那间崩塌了。
“出现了！”杜然指着商场监控的屏幕，画面中戴渔夫帽的人从五一广场地铁四号口出来。没走几步，在一个自弹自唱的街头歌手面前伫立了片刻，听他一曲演完，走上前去和他说了几句话。
林立莲问：“他好像把自己的吉他给了这个人。他是谁？”
罗门缓缓摇头，表示不认识，只说那把琴还挺贵的，好几千块。
“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商场门口好像已经没人在搞表演了。应该就是个卖唱的大学生吧，五一广场经常有这种。”杜然从肢体动作判断，这人好像对崔远把吉他给他挺意外的。也许本来是不认识的人？崔远是不是为了处理吉他，就送给他了？
“嗯嗯，有可能。”罗门认同他的看法。
“喔唷？你们找的这人转身进了商场啊。”平和堂商场的安保主管指着屏幕中的崔远，然后在键盘上敲击了几次，说要调到三号监控看一下。
“他进商场干什么？”
平和堂一层多是餐饮美食商铺，还有一家超市，但崔远没有光顾它们，他似乎有着很明确的目的地。
“在往电梯的方向走，估计是上楼了。”
安保主管切换画面，这次是电扶梯的监控。崔远踏上阶梯，在那个电梯的镜子空间里，不同玻璃反射出他的许多身影。
“你看！你看！是他，他这是在盯着监控！”杜然反应过来，有些激动。
他抬起头，渔夫帽下，那张戴着口罩的脸望向这边，眼神里没有任何情绪。
“看看他去了哪里。”林立莲说。
“四楼，这层是运动服装区。”安保主管再次切换画面，老崔的身影进了一家耐克的店子。
“能看到店里的监控吗？”
“我这里看不到，不过店家自己肯定装了监控的。”
“我下去四楼看看？”杜然向林立莲请命。
“等一下，”林立莲转而对商场的安保主管说，“你把画面快进看看。”
监控中，商场这一层的客流量并不大，接着走进耐克店的顾客也只有一对男女。继续快进，一个穿着黑色运动短裤和薄款连帽外套的人，提着专卖店的纸袋走了出来。
“这个穿连帽衫的人，是不是就是崔远？”林立莲指着屏幕上人影的手腕，“他换了衣服，但是手表和刚才是同一款。”
“应该——”罗门凑过去，仔细分辨，“是的！这表我认识，看身材也是他。”
“他好像把口罩摘了，换个监控试试，看能不能看到他正脸。”
“那我就继续快进了啊。”
显示屏上的画面切换了几次，随着崔远的人影经过电梯、超市、餐饮区，直到大门口，终于出现那张淡漠、没有表情的脸。
林立莲的手机开始振动，是小胖打过来的电话。
“林队，技术那边来消息了。崔远手机的SIM卡和IMEI，最后和基站的握手信号都是在五一广场平和堂商场附近。”小胖在电话那头说，“他可能在那附近，把电话卡丢弃了，手机是暂时关机还是也一起丢了不清楚，技术那边说就算换上新的SIM卡开机，IMEI应该也可以找到他的位置和新号码。”
“好，我知道了，你的消息来得太迟了。”
“太迟了？”
小胖的声音还在疑惑，监控显示，崔远把手机从运动短裤里掏出来，放进耐克的手提纸袋里，用纸袋里面换下的旧衣服盖了盖，又快走两步，追上正在打扫街道的环卫工人，把纸袋丢进他身后的绿色垃圾推车。
“手机你暂时不用跟了，我们从监控看到他已经丢弃了。你继续去跟死者的社会关系，最好弄清楚他和崔远是怎么结仇的。”林立莲吩咐完，挂了小胖，又拨通另外一个人的电话。
“林队，张伟发来截图上的人我在找，但是周围的安防监控暂时没看到。”小萌正在局里做情报。
“找不到很正常，他变装了，反侦查意识还挺强的。你跟一下8点20分从平和堂门口出来的，一个穿黑色连帽夹克和运动短裤的人。”
“好，等下。”那边传来噼里啪啦敲键盘的声音。
“还真有！过了马路，往中山亭的方向走了。然后……”小萌提高了音量，“我快进一下，稍等。”
“找到了！在乐和城附近打了的士！”
“车牌号能看清楚吗？”
“能，湘AX786E……今日女报出租车公司的，我马上打电话给那边问一下，看能不能联系上司机。”
“好，我先挂了，有结果了马上告诉我，浩南给我来电话了。”
林立莲的手机不停响起，仿佛成了热线。
“浩南，什么事？”
“死者黎万钟破坏监控的那个喇叭样子的东西，我刚刚找我一个长沙理工教电气工程的朋友问了，说没看到内部结构不能确定，但感觉上有可能是一种自制的什么电磁原理工具。”
“什么工具？”
“电磁干扰，就是瞬间通过一种强烈的电磁波把……”
“好好好，现在别说这些了，我没空。你有时间去弄清楚这个东西是怎么带进来的好不好？这边线索已经跟上了，可能马上要抓人了。”
“明白，没问题……”林立莲正准备挂电话，那边却欲言又止地问了一句，“那个，林队……罗门没事吧？”
林立莲撇过头看着罗门那张木讷的脸，回了一句“他没事，你忙你的”，然后挂掉了电话。
“林队，司机联系上了！他说目标是在阳光100国际新城下的车。”
小萌再次打来，林立莲应接不暇。
“阳光100？他去那边干什么？”林立莲看向罗门，罗门摇头，表示他也不知道。
“监控呢？有跟上吗？”林立莲只好继续问小萌。
“在跟，看到他从麻园路往北走，暂时就没在其他的地方出现过。”
“麻园路往北，那不就是丰顺路吗？中南大学新校区南门外边的监控呢？”
“看过了，目标没到丰顺路上去。”
“他去阳光100干什么？”林立莲皱起眉头，又问了一遍。
“罗门，他老家是临澧的对吧？后来被一个澧县的女人收养了。”
“我没听他说过，刚才技术那边说指纹的时候好像是这么说的。”罗门回答。
“阳光100？澧县？”林立莲喃喃道，“我倒是想到一种可能，他是不是想逃回老家去？”
杜然不解，以往确实会有很多作案人员逃回老家，但是这和阳光100有什么关系？
“这一点你们不知道很正常，”林立莲摆摆手，“阳光100的公交车站台，正好有从长沙东站开出来的、往返澧县的大巴车，也经过临澧县。我老家亲戚每次来长沙，都是在阳光100坐车。”
“为什么不去车站搭车，要在阳光100搭车呢？”杜然没明白。
“我亲戚是为了省钱。因为大巴要给车站运营分车票钱的，阳光100算在外面上客，钱都是给司机的，所以司机也会少收乘客一点钱，能便宜个十几块。”林立莲思忖，“不过崔远肯定不是图便宜。”
“不去车站，就不用拿身份证买票吧？也不用过安检，没有那么多监控……”
林立莲看向罗门，他说得有点道理。不过这么晚了肯定已经没车了，他就算是想逃回去，起码也得等明天的早班车，得到7点左右。
“那……要不我们直接去阳光100的公交车站布控，等他明天出现？”杜然建议。
林立莲揉了揉睛明穴，摇头否决了他的意见。
“他往麻园路走的，又没有到丰顺路，那条路才500米，好好想想，有些什么地方？阳光100后面就是黄鹤小区，你们也知道这是安置小区吧？传销、诈骗、赌博特别多，闲杂人等多，黑旅馆也特别多，身份证登记不规范……”林立莲认为，反侦查意识强的人，反而不会大半夜在外面游荡，太扎眼了。所以他极有可能找个黑旅馆住下，与其等他上门，不如主动出击，应该组织一些警力，对黄鹤安置小区的旅馆和招待所暗中进行突击排查。
“我同意。”杜然说。
“今天辛苦了，要不先回去？我让浩南过来。”林立莲拍拍他的肩膀，“我也知道，今天是你丈母娘的葬礼，喊你过来挺不讲人情。你也出了不少力了，赶回去守个灵吧。”
杜然说都这个节骨眼上了，走不安心，还是一起去吧。
林立莲把罗门的手机还了回去，看着他。
“我也去。”罗门说。
“那我让张伟把车开过来，我们先回局里组织人手，再马上动身。”林立莲说，“这是非常恶劣的刑事案件，这个崔远威胁性很高，得上家伙，我再申请带几个巡特警。我不管你们之前是不是朋友、喝没喝过他的冰红茶，犯了法，就得服法，不用我多讲吧？明白吗？”
“明白！”
“明白。”
黄鹤安置小区的夜，有蟋蟀躲在楼下的杂草堆里叫，今晚月亮很细。
崔远头枕在手臂上，但是没有睡着，他睁眼看着那细成一枚银钩的残月，透过窗户，把微微的月光洒进来，照得喝完了水的玻璃杯怪好看的。
等下次月再圆的时候，就是中秋了。
他看着月钩，慢慢张开嘴，轻声哼着念了一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他没有把李白这首《静夜思》的下半首也念出口。讲起来，这诗还是小学时学的，几乎都要对那个年代没有记忆了。故乡对他而言也成了一个非常遥远的词语，好像激不起太多情绪。
过得了今晚吗？如果过得了今晚，还能回去看一看的话……
他的脸上仍然没有表情，卧倒在床铺上。
睡不着，枕头上有一股闷闷的头油味道，这也是老旧的味道。
门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又渐渐安静下来。
直到“砰”一声，门忽地被踹开。
“警察！不许动！”
“不许动！老实点！”
实际上，他很老实。那些电影和电视剧里拼命反抗的情节没有出现，他的双手瞬间被按在后面，身体被好几个人一拥而上，压得死死的。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把身份证拿出来！”他听见有人在吼。
“崔远。”
[1]《请问哪里才能买到晶体管收音机》：声音玩具乐队的歌曲。（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作者注。）
[2]爹爹：长沙方言中读作diādia，指祖父或祖父辈长辈。
[3]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在数码摄像产品中常用作图像传感器，将感光面产生的电流经处理芯片记录和解读成影像。
[4]《伟大说谎者》：声音玩具乐队的歌曲。
[5]《小翅膀》：声音玩具乐队的歌曲。
[6]VJ：“影像骑师”的简称。在现代音乐节舞台现场，多指根据演出需要，负责控制舞台屏幕视觉内容和效果呈现的专业人士。
[7]逗霸不咯：湖南方言，此处指故意作对，惹恼他人。
[8]边三轮：侧三轮摩托车的俗称，即一侧装有边车的两轮摩托车。20世纪90年代是较为常见的警用交通工具。
[9]爬爬车：湘北一带对老式拖拉机的方言称呼，又叫“狗儿车”。
[10]生资：“生产资料供销社”的简称。
[11]乐果农药：一种常见的有机磷农药。
[12]打书：一种流行于湘北和鄂南边界地区的汉族民间戏曲剧种，又称湘北大鼓、澧州大鼓。
[13]支客士：在湘北地区，指红白喜事宴席的主持人，负责来宾接待和统筹安排等工作，多由事主近亲担任。
[14]初小：我国部分地区曾将小学一至四年级称为“初小”，五、六年级为“高小”，能同时提供两种小学教育的学校被称为“完小”。
[15]慢慢游：20世纪90年代，湘北部分地区流行的一种廉价载人交通运输工具。前部由摩托驱动，后部是有遮雨棚的载人车斗，两边设有板凳。因动力小、速度慢，故称“慢慢游”。
[16]IMEI码：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用于在移动电话网络中识别每一部独立的手机等移动通信设备。